当前位置:散文集 > 史铁生散文集 >

她是一片绿叶

  1. 重庆一瞥
  2. 霜冷长河 3.6第三辑 遗憾的真实
  3. 青虫之爱
  4. 大 明 湖 之 春
  5. 男人的沉默
  6. 不如你送我一场春雨正文 3 伤心人坐的士
  7. 没有生活
  8. 一个女人一层楼
  9. 不如你送我一场春雨正文 12 他没有令你痛苦

  姐妹俩从小在一起长大。如今姐姐14岁,妹妹12岁,互相不见已经5年。姐姐跟着母亲,妹妹跟着父亲,相隔几千里远。父母离了婚,法律不承认感情,便把姐妹俩也分开。暑假里,姐姐坐了火车千里迢迢去看妹妹。妹妹还想念母亲,羡慕姐姐能在母亲身边生活。今天的孩子不会逆来顺受,有的是勇气和魄力,也有办法。姐妹俩商量好一起到母亲身边去,悄悄地收拾起行李,声色*不露,神鬼不觉。孩子的真情也不承认法律。暑假将尽。去火车站的那天,姐姐在自己的提包里装了妹妹的衣物,说那是自己的行李;妹妹呢,提了姐姐的东西,当然就没人怀疑她不是去给姐姐送行。到了车站,进了站台,上了火车,一切都顺利。然而妹妹毕竟小了几岁,火车要开时心慌了,忘记该藏到车厢内的什么地方去,于是露了马脚,被拉扯着下了车。姐姐急得在车上喊:“妹妹!你再好好想想,愿不愿意跟妈妈在一起!”妹妹在车下哭。

  车开了,姐姐哭了一天一夜,不吃不喝哭了一路,哭得车上的人都心酸,她不知道妹妹这会儿怎么样了。……孩子有一天对母亲说:“我们的生活都是让你们大人给搞坏了。”说得母亲黯然无语。

  以上并不是柳青所导演的影片中的一段,而是她真实生活中的一幕。柳青就是那个母亲。

  孩子怨母亲,这太好理解。不过孩子还没有长到能够理解母亲的年龄,不知道生活都是什么。

  闲时,我常一本正经地设计自己的来生,便确信是有先天的幸运这回事。譬如生就的一付好身体;譬如天生的一个聪明脑袋瓜儿;再譬如像貌和身材都漂亮,也不是凭后天努力能办到的;还有是得生在一个文化素养比较高的家庭里(或环境中),这与“出身是不能选择的”类似,全在乎上帝的态度;最后一条是,生活中要有些非毁灭性*的挫折,以免活得发傻。有了这五条,我想就不再向上帝要求其它。当然,这样想过无非得一个笑,知道这对上帝未免苛刻。对上帝这般苛刻是没有好下场的。

  上帝却把这五条都给了柳青。一条不落。

  柳青1949年上小学,离共和国成立只剩一个月,这明显是个好兆头。一上学她就参加了中国青年艺术剧院舞蹈三队,就是儿艺的前身。她参加过三反运动的演出。就是反贪污、反浪费、反官僚主义,恰好目前还是需要的。给她印象最深的是扮演小和平鸽,(那时抗美援朝战争正打在高|潮)到中南海给首长演出,事先每只“鸽子”都激动得不行,每人预备个小本子,单等首长签名留念。世上象是没有比这更幸福的事了,尤其是在50年代少先队员的心中。

  1954年夏天,好运之神没有把柳青喜欢够,她被严恭、苏里两位大导演选中,拍摄《祖国的花朵》饰演影片中的次主角——中队委员高佳云。这影片现在不常演了,影片中的主题歌却一直流传,今天的孩子们还都爱唱,曲名是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。几乎是公认的:解放以来的少年儿童歌曲中最不朽的有两首,一首是《听妈妈讲那过去的故事》,一首就是《让我们荡起双桨》。前一首悠远、辛酸,后一首欢乐而充满希望。两首歌是那个时代的写照。

  其不朽也是那个时代铸成,旧中国的辛酸已然悠远。新中国正度着欢乐而充满希望的童年。“让我们荡起双桨,小船儿推开波浪,水面倒映美丽的白塔,四周环绕着绿树红墙……”这首歌差不多是那一代和那以后好几代少年儿童的圣歌,不必象后来的许多歌里那样强调什么好和什么坏,唱着这歌的少年们都如圣徒般牢记了祖国和自己肩上的责任。影片中的那几个小主人公呢?几乎成了那几代少年心中的偶像,确是祖国的花朵、祖国的宠儿。柳青和她的少年伙伴们经常作为中国少年儿童的优秀代表,到北京饭店之类的地方去参加国际少年儿童的节日欢庆活动,又经常给首长或外国代表团献花去。

  符合第三条已经无疑;因为中国影片中的正面角色*无一不是漂亮的。又因为舞蹈演员的身材,当然一定要美。还因为我们是一个顾脸面的民族,绝不会请一个不漂亮的小姑娘去给外国人献漂亮的花。

  符合第一条也有明证:从初中到高中,柳青一直是北京市少年游泳队队员,曾两次打破女子少年组100米蛙泳的市纪录。她还是市排球队队员,参加过全国少年排球赛。看来“福无双至”一语不绝准确,至少在少年柳青身上未得体现。

  1956年,她考进了北京女十二中,一所很好的历史悠久的中学,建校已有100多年,以前叫贝满女中。初中二年级国庆节时,柳青的好运到了顶峰,她作为全校三好生中的第一名,站在彩车上通过天安门。完全能想象得出:红领巾飘飘扬扬(红旗的一角),五指并拢高举头上(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),站在彩车上大约不容雀跃,但心中定是沸腾,不知说什么好(说什么似乎也不好),热泪盈眶(不知道毛主席看见了没有),彩车开得太快。没有什么比少年的纯真和赤诚更动人的东西了。柳青说:“一种极高的荣誉感,使我保持了六个学年,全部课程都是五分。”这话说得让我有点伤心,我记起自己小时候也是有极高的荣誉感的,却不能得到全五分,因此见也没见过那样的彩车。没错儿这又是上帝的事,上帝还给了她聪明的大脑,以便符合第二条,当然这与她自己的努力难分,而且一定与她的母亲难分。

  柳青很小,父亲就离开了她们。柳青跟着母亲长大。柳青的母亲是位作家,三、四十年代很出名,现在的笔名叫作柳青娘。

  (注意第四条)不过第四条的重要绝不仅在于童年的智力能够得到及时开发。因为教授的儿子坐了班房的事并不算稀奇。柳青娘(这笔名给本文的叙述带来方便)的重要,也绝不仅在于能够督促女儿的学习。望子成龙是普天下父母必有之心,如今的严父严母施拳脚以育龙而偏弄出了虫的事,屡有发生。所以请注意:我的第四条中说的是文化素养。文化素养与文凭、学位和职称,是分明的两码事。文化素养是什么?此文要求一万多字,不是为探讨这个题目用的。讲一件事,看能否对弄清这个问题有些帮助吧。50年代初期,柳青娘带着三个孩子生活,柳青是老大。柳青娘有一位童年时代的老朋友,那时也是孤身带着两个儿女度日。两家人住隔壁。这位老朋友是小学教师,教师比作家的收入少很多,似乎古今中外莫不如此,老朋友一家的生活也就困难得多。“那时我妈给孩子们做衣服,”柳青说,“一做准是五件,我们三个和刘姨的两个孩子每人一件。”这是件小而又小的事,似与“报告文学”

不甚匹配,但这在童年柳青的心中留下了难灭的印象,这一点却又象比“报告”和“文学”都重要。柳青说:“我幸运地得到了整个少年时代的健康、自然的发展,我所在的是得天独厚的没有被污染的环境。真善美的东西在我心里生长并扎了根。在我的心里打了这样一层底色,打得很牢,很扎实,以后再怎么样也涂抹不掉了,真诚、坦率、积极进取、与人为善……一直到15岁,我没有遭到任何挫折。”   有一天上帝一觉醒来,闷闷的,不甚惬意,慢慢寻思道:单有真善美算什么真善美?只把好运之神派去照顾一个人,太象凡夫俗子娇养自己的儿孙,我既为天君,焉能做下这等孬事?便放出假恶丑三魔鬼,令其下到人间做上些手脚,特别嘱咐要给那个叫柳青的孩子一点颜色瞧瞧。三魔鬼领会出来,真把时间抢得好,1958年5月,正值柳青初三快毕业之际,团组织要发展她入团之时,假恶丑魔鬼到了,柳青娘被划为右派分子,并被开除公职送去劳动教养。   就这样,上帝可谓功德圆满,为柳青把五条都凑齐,接下来的日子看她自己了。反正是不知道母亲去了哪儿,反正是家里一分钱收入也没有了,弟弟反正是只有9岁,14岁的妹妹反正是身患重病,一种叫作“肝窦状核变性”的病,日常生活也难自理。第五条反正是不如前四条好对付。政府帮了一个忙,把妹妹送到了清河养老院(不知怎么讲),但据说在那儿能得到很好的照料。刘姨(柳青娘的那位老朋友)的经济状况那时有所好转,负责了弟弟的生活费和姐弟俩的房租水电钱。柳青在学校领一点助学金,馒头和窝头加起来可以饱。再有用钱的地方呢?譬如,住在清河的妹妹最爱吃油饼,每到星期日柳青就买几个油饼,骑了车去看妹妹。母亲不在了,15岁的姐姐决心让14岁的妹妹吃到想吃的东西。蹬三四十里地的车,到了清河,见妹妹躺在床上,卫生状况一塌糊涂,便为妹妹梳洗料理一天,然后再蹬了车回来。油饼就是我们平时吃的那种油饼,但对柳青的助学金来说是太贵重了。得想法挣点钱。所以一到寒暑假,她就到工厂去找点事做,名曰勤工俭学。早晨6点钟起床,骑车赶到东郊的北京锅炉厂当小工,带上干粮,就着工厂供应的降温盐汽水吃,晚上5点回家,洗下一盆铁锈汤。……这样的生活整整过4年。后来不用去清河了,妹妹不在清河也不在人间。柳青说:“对于这一段生活,我倒并没觉得太苦,不抱怨,更没想过随波逐流或破罐子破摔。也许是与底层人民的接触,我知道了他们都这样,天生如此,当然如此,谁也没想到过这是苦。”感谢上帝吧,让她知道了祖国有各种各样的花朵。   我认识柳青是在1975年。她对插队的事很有兴趣,又知道我对文学和电影有着梦想而且瘫痪着,便愿意来与我聊。由虎子介绍(虎子就是刘姨的孩子,我的中学同学),约了日子,听说她是长影的导演,我便诚惶诚恐地做了准备,在自己的本子上和手心里写下很多字,等着。虎子说:“她等于就是我姐姐,你怕什么。”   我说不怕。她来了。果然不怕。大家坐在七平米的小屋里开聊,东南西北天上地下古往今来,说错了也不被批判,我就说了许许多多的错话。那天她穿了件墨绿色的呢大衣,就更显得美,这一点不断地给我以打击,让我觉得自己离电影有难越的障碍。她却鼓励我把插队的事写成电影剧本。我不敢说柳青是伯乐,那样岂不等于说自己是千里马?让人笑话。实际上我的腿是瘫的,不能千里也不是马。实际上她成了我文学上的老师和引路人。我就下了一年苦力气,写了一个剧本,寄给柳青看。她回信说:“我一下就看出你应该搞文学。”这句话比我后来得了小说奖还让我激动。我们全家也都激动了一回。我又写了小说给柳青看,她看了又拿给好几位有名的作家看,写了厚厚的一叠意见寄给我。如是者许多次。我并未全盘接受那意见,在信中或面对面与她争论过几回,我们的关系很平等。我正式发表的第一篇小说,就是柳青推荐到一家刊物去的。那日天色已晚,她风也似地“刮”来,进门劈头盖脸向我祝贺,说那一篇“写得真不错”。我不免又激动一回,却是激动不过她。   以后几年我们见面的机会不多。她整年在外头跑,采访、写剧本、筹资、拍摄,借助上帝给的好身体可以行踪不定。我坐在家里倒总能听说她的消息。消息不怎么好,多是失败的消息。消息如下:   1976年底——1978年夏,她与别人合写《忠诚的战士》,写的是贺龙。剧本在1978年《电影文学》上发表。同年秋成立摄制组开拍,但中途下马。原因很多。   1978年底,她写成了电影文学本《作证》,但没有拍摄的机会。此本收入1980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电影文学剧本集,集名就用了《作证》。   1979年5月——8月,她又写了剧本《音乐之家》,写了盛中国一家的故事。因有关部门不同意把盛中国的父亲盛雪的事迹搬上银幕,此片未能投产。   1980年4月——11月,她与王艺瑜合作,编导了《漓江春》。   此片由华文影片公司出品,1981年底总算公演。   1980年12月——1981年2月,她又写了剧本《黄山吟》,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拟拍摄水墨动画片,因非儿童所能理解的主题,又未成。与此同时,她与王力雄合作,写了《末代皇帝》的剧本,中新社拟筹外资拍摄,因柳青本人认为此单位不具备拍摄此片的条件,终于放弃。   柳青简直是马不停蹄。我不由得要歇一会了,呼吸有些紧。   常听电影界的朋友说,现在的导演,能把百分之三十的气力使在艺术上就算不错了,其余的百分之七十得投到各种各样奇怪和不奇怪的事情中去:相当于外交家和商人的事,相当于权术家和甜言家的事,相当于股票市场里的事和街头乞丐的事,相当于搬运工、勤杂工、自行车运动员和马拉松运动员的事。都说,若不把这些技艺娴熟了,凭什么拍得起电影?有名气的大导演要好办一点,初出茅庐者必要有这样一身硬功夫的,如果想成功的话。   如果想失败呢?那就甭说,不过也没有这样的人。柳青自然也没有失败的瘾。不过失不失败不在于有没有这方面的瘾。很多朋友都说柳青嘛,人可真是个好人,可惜太不会处世,心肠又太软,有些事做得太不管不顾,对人也太易轻信……还有好几个“太”,因篇幅所限,不一一列出了。是否“可真是个好人”就注定与这些个“太”分不开呢?倒未必。作人何妨全面些、周到些呢?但都又似乎太没有个性。据说,欲成大器者,若把每一件事都做对了,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。此语过于玄妙,非凡人所能悟透。柳青的事没那么玄,不过证明了“秉性难移”和“命运即性格”两句话的伟大。譬如说作为一个导演,是大摆其架子好呢?还是与大家同甘共苦好呢?一般来说谁都会认为后者好。柳青是不摆架子的,因为不会。在上海锦江饭店拍摄内景时,因为要不断变换拍摄角度,室内陈设及道具经常要搬动,这位导演便经常自己动手,很多好心人认为这样会降低导演的威信。外出选景或拍摄时,她总拣租金便宜的车坐,有人建议说坐什么什么牌子的车才气派,她想也没想,只知道坐车是为节省时间提高办事效率,不明白气派的用处。在黄河源头拍摄《漂流》一片时(地处海拔4900米的巴颜喀拉山上),她把吉普车让给人坐,自己每天提前40分钟出发,翻一座山坡到拍摄点去。她既是导演,又是全摄制组中年龄最大的人,而且不久前刚刚作过一次手术,无论从哪一点说,她坐吉普车都是名正言顺的。但她认为全组的团结最重要,没有同心同德的创作气氛这部片子不可能拍好,自己必须与大家同甘共苦。不过她象是有点“不识时务”,据说“今非昔比”,眼下“摆架子”和“气派”也是件非同小可的事呢。有一位影界的朋友不无悲哀地跟我透露了其中的奥妙(我也不是活在桃花源,因而一说就懂):假如你出去联系什么事务,必要有一辆气派些的轿车,这相当于一个特别通行证,与之联系事务的单位先就敬你三分,事情便要好办些。假如你作为一个导演去联系事务,最好只说自己是一名剧务,与之联系事务的人一见你心下便可嘀咕,剧务尚且气派如许,导演来了总归更吓人,事情又好办些个。这些柳青不懂。也未必准是不懂,懂了她也做不来。所以她就坐末流汽车,住下等房间,以吃方便面条为乐事去吧。再说威信。导演要有威信这不是一个问题,但建立威信的方法却分青红皂白。举个例子?譬如周总理信奉的是一种,“四人帮”惯施的是另一种——这例子举大了。没那么邪活。然而我想起诗人北岛的一句诗,“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”。这真糟透了。不过失败就失败吧,柳青还是坚信她的“同甘共苦”、“同心同德”、“光明正大”吧,那样好。   又见到柳青时,倒看不出她有失败的样子,依然是风一般地来,又风一般地去。我很想对她说点类似安慰和鼓气的话,发现不必。我又很想劝她把那几个“太”字改一改,料也白搭。就听她兴奋地给我讲了她的两个剧本——《作证》和《黄山吟》。   《作证》是她为编写《忠诚的战士》,在湘鄂西采访时的意外收获。这儿是贺龙的故乡,是老革命根据地。这儿曾育出过多少传奇式的革命人物和传奇般的革命故事!如今又有了一个奇异而动人的传说:有一位家在北京的老干部,年近花甲了,级别约在局级以上。“四人帮”肆虐横行时期,他离开了北京的家;只身悄悄地来到了这里,并悄悄地住下来。他原本是这地方的人。是什么又把他召唤来?是逝去的童年的乐事?是依旧的故乡的水土?还是已经遥远了的青少年时代的梦想?是什么不清楚。是什么也都不算稀奇。稀奇的是,他不久竟与当地的一位既穷且老的寡妇结了婚,既无喧天的锣鼓,又无动地之炮仗,两人住在茅屋里,沉静和谐如偿夙愿般地生活,给人感觉不是牛郎过了天河,便是织女又降凡间。众人都羡慕,也都感动,又都惊讶,便有了种种猜测。有的说那老人是在京蒙了冤的;有的说那老人是为了不使别人蒙冤而自己蒙了冤的;有的说那寡妇受了多年的凄苦,心里一直念着那老人呢;有的说那老人也一直恋着那女人,到底来与她团圆了。众说纷坛,但都相信:这二人年轻时必有过一段浪漫与悲哀,这二人历尽劫难终于感动了上苍。老根据地的人民,心地真是纯净善良,便把这美好的猜想四处传扬。(中国还有一派流言家,惯会编派别人的私事,编派得如他们自己一样肮脏。这一点本文在后面要提到。)柳青被这故事打动,又知道这实在是一件真事,那老人与寡妇都确是有,就想去见见他们,可惜时间紧张未能如愿。   以上就是剧本《作证》所根据的原始素材。人,有什么样的心灵便会有什么样的灵感,这便是人对艺术的重要。   《黄山吟》,说的是明代一位大旅行家重游黄山,寻觅三年前他在这里遇到的一位姑娘。那姑娘当时被迫出家作了尼姑,痛不欲生。旅行家热爱生命,志在山河的博大胸怀,曾感化并点悟了那个姑娘。然而现在,他寻遍,人间皆不见姑娘的踪影。旅行家路遇大乘法师一同揣测姑娘的下落。黄山变幻万端的云彩始终伴随着他们,在深谷、在天际演出一幕幕神奇悲壮的景象。他们心中都明白了:那姑娘已不在人世。她若逆来顺受混混噩噩做生活的奴隶,尚可苟且偷生,而一旦认识了自我的价值并勇敢寻求时,必不为险恶的社会所容。从种种民间传说中可知,她为了追求自己的理想,有过壮丽曲折的经历。如今,她的魂化作了黄山之云,萦绕于山头,俯视人间,不忍离去。   柳青说,“人的生活不够美,所以才希望从艺术中看到美,在艺术中创造美、实现美。”我想这一点就是艺术对人的重要了。   有那么一阵子,我的耳朵也听来不少关于柳青的流言。中国多流言,因为中国人少流动,多数都如我一般毕生“瘫痪”在一处。又因为不少人的时间多到不知如何挨过,便把别人的私事传来传去,又加了夸张与变形,以使自己寂闷的生活多出声色。也可能还因为中国有把爱情列为禁区的历史,性教育又极缺乏,所以这方面的好奇心就需流言来满足。中国式的流言之最大宗,便是关于别人的私生活,包括结婚和离婚,包括再嫁和不再嫁。写到这儿想起一件事:现今小说的题目中若有“男”字和“女”字并存,即可畅销,想必是因为符合了辩证法的原则。   柳青上大学时就有了恋人,据说是一见钟情。双方的功课都好,双方的理想都高,双方的思想都进步,双方都在青春年少时,自然有说不完的知心话,有梦不完的美丽的梦。读者想知,尽可以把古今中外一切有关青年男女真诚相爱的故事想一遍,把精采的情节用在他们身上,多半是有不及而无过之的。想必读者已有所料:象这样美丽的爱情故事不会没有一个悲哀的结局,否则成何世道?想得真对极了。1966年夏天,他们的爱情浪漫曲结束了,并没有婚礼进行曲继后,而是“落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”。原因呢?也非常典型:男方的父母反对。反对的原因呢?也非常典型:柳青的母亲是右派,所以与柳青结婚的人,其事业的前途法定黯淡。这样的逻辑在那个时代是通行的。将来的人们对此可能会不理解,正如我们今天已经不能理解,为什么一个奴隶的婚姻要由奴隶主来决定,为什么奴隶主为了几块钱就能随意拆散一个奴隶的美满家庭。类似的事发生在20世纪的社会主义国家中,发生在中国的高级干部和知识分子中间就更值得深思。就这样,要么忠于你的爱情而不顾你的前途,要么顾着你的前途而抛弃你的恋人,那个青年选择了后者。不要太怪他吧,因为这里所说的前途,是与革命、人民、主义等字眼划等号的。柳青没有太怨他,一直都把他当作好朋友。柳青也没有恨他的父母,而且记得那两位老人一直都是很喜欢她的。她在给两位老人的信中写道:“……我心里虽然很难受,但并不感到意外。当我刚和他作朋友时,就想到了这个问题……几次很直接了当地和他提过……应该把我家里的实际情况老老实实地告诉您们,含糊、说谎都不对,在我心里就过意不去。他说我不了解情况,要是和家里说了,您们肯定会生气的,也不会同意的,还是先别说吧。当时,我并没有把家里为什么会不同意的原因想得很深,也没有勇敢地正视这个问题,因此几次想给您们写信,都没有写。去杭州(男方家里——作者注)前我想:如果您们问到我家里的情况,我就如实地把一切讲出来。可是您们都没有问起过,我就没讲,并且天真地想:等我母亲摘了帽子又重新工作了,等我也入了团,那时再向您们讲吧。因此一直拖到去阳高(柳青参加四清工作的地方——作者注)以后才讲。这件事我做得很不对,也很不好。……”看来柳青还是很理智、很冷静的。不过再看一段她的日记吧:“这些日子的感情是很复杂的,一连接到他的两封来信,一封比一封冷酷,一封比一封更缺少温柔……他认为必须按他父母的意见去做,而这和我们的爱情是不可调和的矛盾,必须舍一求一。他……认为这件事必须说明白,否则对双方都不利;态度是相当坚决果断的。真没想到这样大的打击发生在我参加四清运动最紧张的时刻。我在上一封信里,曾有点挑战式地批评他不勇敢、不坚定。我希望经过我们的努力,用我们的决心和行动解决和他父母之间的矛盾,争取最后结合,但是他却连这点勇气和信心都没有……那天中午接到他的信,我真想痛哭一场,哭一天,可当下张茂成就来找我,说被张侃迫害的径忠的女人回村了(这是四清中的一件事——作者注),我立刻擦了眼泪去访问她。……但有一刹那空隙,我就觉得心口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一样,眼眶马上盈满泪水。会一散我跑开了,跑到园子里,—眼泪又止不住流出来。但是我很清醒,知道不能把眼睛哭红,还得回来参加晚上对敌斗争会呢。”   柳青说自己“对此事并不感到意外”,那纯粹是一种夸张的自我安慰。她说“我并没把家里为什么会不同意的原因想得很深”,这才是实情。这不是坏人与好人演出的斗争,这是好人与好人酿制的悲剧。愚昧落后是其发酵剂。那时,能够把“原因想得很深”的人不多,能够把后果想得很深的人就更少。文革式的大悲剧,也许正是以这样的小悲剧为基础、为根源的。一对小人物纯真爱情的被扼杀,与一位国家主席的冤死,这之间有着模糊但是确定的联系。人道主义泯灭的地方,人的尊严被蔑视的地方,苦难还能不日趋深重么?中华民族那10年大悲剧的制造者是中华民族自己。每一位骄傲的炎黄子孙,对那段历史如今想必都有了觉悟。(但愿如此)悲剧又成了进步的发酵剂。   柳青把屈辱和悲伤藏进了心中,心变成荒漠。爱情之火在那儿熄灭了十几年。虽然她后来结了婚,有了两个女儿,但那根本谈不上爱情。恐怕没有篇幅写这件事了。就在她准备结婚的时候,她心里也全明白:没有也不可能有爱情。这一点,无疑是她的错误。她的错误还在于:不懂得,同情和牺牲绝不是婚礼进行曲的音符;没注意到,荒漠之下还有着爱的潜流;没有看清,这桩婚姻的双方是两种不同的人。本文不具诉讼性质,也不打算象大多数国产影片那样分出正面角色与反面角色。生活没有那么简单。总之,纯洁的爱情被扼杀之后,不会有好果子从这棵树上结出。   柳青继续马不停蹄。   1981年3月——1982年10月,她与王力雄合写了剧本《追索》。剧本在1982年第,2   期《丑小鸭》上发表,同年由中国新闻社电影部投资拍摄,1983年公演。这是她独立执导的第一部故事片,放映后获得一定好评(70个拷贝,放映14900场)。   1982年11月——1984年1月,她参加了故事片《南拳王》的拍摄。‘1984年2月——6月,她与达奇、王力雄合写了25集电视系列片《黄水谣》。同时,她自己又写成同名故事片剧本。本打算电视电影套拍,但又因故下马。   1984年7月,她在浙影厂所拍电视剧《风荷曲》中,任艺术指导。   1984年9月一10月,她拍摄了长录象片《炎黄子孙欢庆十一》。   1984年底一85年初,她与王力雄合写电影剧本《血门》上下集。自己没有拍摄机会。此片由西影和广东艺术发展中心联合摄制。   1985年3月一7月,她在深圳影业公司拍摄故事片《漂流》,因种种复杂的矛盾,她中途离开。   1985年10月一12月,她为湖北电视剧创作中心改编了12集连续剧《天堂之门》。   柳青很能吃苦。与柳青一起工作过的人无论对她的看法多么不同,在这一点上却都一致。   影片《追索》中有这样一个画面:凌恺打开父亲的考古笔记,响起驼铃声,随之出现当年凌思涵的考古队通过火焰山的情景,巨大的红色金字塔式的火焰山下,一支小小的驼队走在黑色的沙漠上,给人神奇的感觉。7月的吐鲁番,中午的气温高达47℃,人静静地呆着也会感到难受,但为了这一画面,她们还要往山上爬去找最好的角度。那次柳青中暑休克了,被人抬到山脚下伯孜克里克千佛洞内,3   小时后才缓过来。第二天她照常工作。小说靠语言,电影靠画面;语言看出作家的功力,画面见到导演的匠心。为了一个好的画面,她和她的同志们不知走过多少冤枉路。在沙漠里,在高原上,在急流险滩间,常常是玩命一样走到一个地方,看看,不理想,再重新去找。这与片名相同:追索。“众里寻他千百度,摹然回首,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。”这不怕。凡是追求完美艺术的人,都不怕这个。怕只怕:众里寻她千百度,猛然发现,有人正在名利熏心处。那时候柳青只会傻眼,再无作为。   为了拍摄《漂流》,柳青让掉了《血门》的导演权。西影和广东省艺术发展中心共同决定,请柳青导演她参加编写的这部影片,共二集,投资150万,拍摄景地在上海、天津,工作条件来比《漂流》不知好多少倍。《漂流》拍摄条件之艰苦,是一般摄制组无法与之相比的。古称黄河沿的玛多县已属人迹罕至的地方,离西宁有600   多公里。再向上穿过大草滩,就到了鄂陵湖西北方布青山下的淘金场。她们和淘金人滚在一起,喝的是沙坑中渗出的水,住的是帐篷,地上仅铺一块塑料布,下面是湿草皮和老鼠洞。   那地方晚上9点多太阳才落,她们便从早晨5点一直工作到晚上10点,中间只吃一顿饭。再往上走,到了黄河源头。自古以来,涉足此地的人也不过几十个吧,万圆几十公里连牧民的帐蓬都不见了。她们就在地上挖个坑生起灶火,用高压锅煮面条,一顿饭要吃三个小时。空气稀薄。走几米路都觉困难。不过得爬山,跟在上海或天津的爬楼梯有区别。柳青觉得《漂流》更能实践她的艺术理想,宁肯放弃另一种成功,而来这洪荒之地冒风险。这一次她除去冒了风险,没有得到别的。不过,黄河的博大激涌、高原的伟岸雄浑、大自然的纯洁沉静使她得了大享受。她常独自久久地默对这颗星球和这个宇宙,便忘却了蝇营狗苟的琐事,听到了瞑瞑之中爱与宽容的启示。   记得有一次我问她:“这么拼命地干,我猜是想用事业的成功来抵销生活中的失望吧?”   她说:“我不是那种把事业放在第一位的人。”   “那把什么放在第一位?”我问。   她说:“生活。”   她说:“真诚的爱和人与人之间美好的关系,事业也不过是为了这个。”   她说:“有的人最关心的是怎么能在社会上站住脚,认为能搞成几部作品,被人们所承认就是最大的快乐,为此可以牺牲一切。”   她说:“我也盼望自己的作品被社会承认,但那不是最重要的,真的实现了我也不会觉得是什么了不起的幸福。其实有更珍贵的东西。”   这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呢?再看一段她的日记吧:“……不去追求人的能力的最大半径,不去寻找人的能力的最大值,我追求的是人性的美,真善美的最大限度的实现,人和人之间的理解、信赖、尊重、爱护、帮助、真挚的永恒的友谊与爱情。我要这样做,我也想这样影响别人,比如通过我的作品,使人和人的关系变得更美好,也使人类本身变得更美好。”   看来几个概念有些乱,得稍稍分析一下:为了在社会上站住脚而搞艺术的人,是一种人。为了发挥和实现自己能力的最大值而搞艺术的人,又是一种人。为了使人间变得更美好而搞艺术的人,是第三种人。第一种和第三种都是目的很明确的人。第二种呢?其“最大值”怎样体现呢?神枪手所以能证明其为神枪手,总是要有个靶子的,否则子弹向何处出膛?倘这靶子是“在社会上站住脚”,便与第一种人同。倘是“使人间变得更美好”,又与第三种人一样。所以第二种人是个不确定的概念。而第三种人若是为了自己的目标竭尽全力,不也是在“实现人的能力的最大值”么?   柳青正是这种人。   这种人总是失败多于成功的,原因有三:一是因为他们永远不嫌生活已经太美,他们创造美的生活欲望是不知道够的;二是,他们永远不认为自己已经发挥了自己能力的最大值;第三,他们总也投时间去学“站住脚”的技术。幸亏这种人对成功与失败有着自己固执的见解:他们不认为“站住脚”就是成功;他们认定,人与人之间失去了真诚、信任和理解才是失败。谁都不愿意失败,只是失败的含意不同。有一位诗人跟我说:艺术是跳高,不是拳击,其对手是神,而不是人。我理解此话有两层意思:其一是说,搞艺术的人没有理由互相争什么强弱(更不要说互相使拳脚了),面对自然造化的万物,我们每一个人都太弱小、太浅薄。艺术不是为了用来打倒人,而是为了探索全人类面对的迷茫而艰难的路。   其二是说,拳击以打倒一个人(一个更弱者)为目的,所以总能得一点沾沾自喜的胜利。跳高却是在与神较量,所以每一次胜利都是以失败告终(把横竿碰掉算结束)。人与人之间美好的关系正如那横竿的升高一样,是没有极限的。这种失败之所以同时又是胜利,在于他们非常清楚自己是在为人类寻找一个新的高度。据说:“不想作元帅的士兵就不是个好士兵”,但是,仅为作元帅而作元帅的元帅,准是个坏元帅。   我见过柳青悲伤的时候。这时候,风象是在她身上停歇了,她坐下来,仿佛被风吹落在椅子上,眼睛里一片空旷。这种时候她可能说:“昨天我很难过,既便是那个本子搞成了,可我们那些过;去的朋友为此离心离德,也还是一个悲剧。”她也可能是说:“我有时候挺失望,人要是只爱自己,还有什么意思呢?”不必去详究她说的是哪件事和哪个人。她象大多数善良的女人一样,您给她一点美好的东西看,她身上就刮风,兴奋而且强劲,不惜把自己刮光。而一旦出现了不那么美好的事,不管是出现在谁身上,失败者就象是她自己一眼睛睁得太大,其中是不尽的茫然。当然用不了很久,她又能聚起足够的风力,兴奋且强劲,把自己刮出去,因为世间的美好事确也不尽。   不过,这么容易刮风也未必全是好事。柳青娘就说过她缺心少肺,“这么大的人了还那么糊涂”。我和虎子也认为她太少主心骨,太有些盲目。当然不是愿意她变得世故,而是希望她能风平浪静哪怕是一会,惟此才能对生活多些深的思考。我以一个写小说的人的偏见,认为她应该及时把自己找回来,把自己四十几年的生活细看一向再深思几遍,下些慢功写出来。任何一个人,若能不留情且无忌讳地把自己剥开来细品,都会发现那原来是一部好作品。何况柳青又不乏艺术才能,手里又掌握着非常丰富的好素材,那些素材又不是费尽心机搜集来的,而是上帝赐给她的经历。真情和深思比技巧重要。我真希望她能写。譬如:她的与“花朵”和“鸽子”一同度过的少年时代;她的诗一样美妙又诗一样忧伤的青年时代。譬如:那一个夏日,她游泳回来,人们告诉她母亲已被抓走;那一个冬天,她买了油饼去看妹妹,妹妹已不在人间。譬如:她信徒般虔诚地自我改造,却总难得到“主”的宽容;15岁就梦想着入团,直到大学将毕业时才算如愿。譬如:她说过的,她最不能原谅自己的罪过——为了与家庭划清界线,她和弟弟曾一度离开了给人家作褓姆的柳青娘,以致老人无儿无女地过了好几年。譬如:文革中她曾作过一阵头号保皇派;又为了给系主任争人的尊严(因为有人把系主任画成猪),致使自己陪着上台挨斗。再譬如:文革中她曾被敌对派打成反革命,而后来当敌对派也被人打成反革命时,她反而写大字报为之鸣不平。再譬如:她天真地以为自己有与别人一样的捍卫真理的权利,大约又是风一样地去串联,结果被全国通缉。还有:她那一次凄惶悲伤的少女的初恋,那二次失败的婚姻,和以后几次仍不成功的爱情——这既是一个人的悲剧,也是社会和历史的悲剧。还有:她心如荒漠时可以平安,而一旦又萌生了爱情,便招出恶语流言。——这中间更有着深意。……她干嘛不写写这一切呢?至少干嘛不静下来想一想呢?让风静那么一会不好么?那会给人更深的智慧。   我不怀疑她能把自己的故事写好,只要她静下心去写的话。她说过:“真正悲剧的主人公,他们的道德品质不是好到极点,但他们的遭殃绝不是因为罪恶而是因为弱点,我和我要写的主人公都是这样的一些人,我要写的既是性格悲剧,又是社会悲剧。”她还说过:“我以后要报复世界吗?要报复那些伤害了我的人吗?报复只能在人中间再制造痛苦,我在别人的痛苦中绝对得不到快乐。我受的苦太多了,我不愿由于我的存在再给人们增加痛苦。”古往今来,真正的艺术家多是尝够了世间的艰辛与苦难的,但他们总是对人类充满了爱的,他们的作品中因而没有报复的色彩,没有狭隘的怨恨,没有歇斯底里的发泄,没有自命圣洁的炫耀。在他们看来,灵魂残疾了的人和双腿残疾了的人是一样的,都是不幸的“羔羊”,而“主”不是神祗而是“羔羊”们的不屈、自新与互爱。   他们叙述苦难乃是站在人类立场上的沉思,他们剥开人类的弱点,本是为着人类趋向完美。惟此,艺术才有了更高的价值,艺术家的苦心才能获得报偿。   我到担心,柳青还能不能静下心来去写她自己的故事。这种担心大约也是多余,或者写或者不写,对于她似乎都不重要。人常犯的错误是替别人瞎担心。柳青把作人看得比作文重要。作人的重要不在于用笔写,而在于用心行。幸福的实现对她来说也在于此。在生活中太难实现生活的理想,便到艺术中去实现,她说她搞艺术主要是此动机。不过我还是跟她说过一句玩笑话:要是不把您这四十几年的生活写一写,似乎有负于上帝对您的“宠爱”。这话不全是玩笑。有幸得到上帝诸多“恩宠”的人,有理由多为世上做些贡献,这与她的初衷不违。这么多年来,她确实没有一刻偷闲,但是“有所不为才能有所为”,她应该搞出更好的作品来。不单为自己,也为了后人。譬如她的女儿,不仅应该知道她自己的生活是被大人搞坏了的,还应该知道这些大人的生活都是什么,以及生活原本就是多么不简单。历史永远是一条艰险的路,这路要人去走,其间布满了迷茫和痛苦,从而人才有了思想和欢乐。柳青说,自从她的女儿一懂事,她便跟女儿说过,“我们是母女,我们更是朋友”。现在代沟依然出现了。出现了就出现了吧,叛逆是创造的开始。上一代人只须留下自己清晰的脚印,也许还应该把这些脚印铸成模型,放在路边的草丛里,成一座路标。

    她是一片绿叶的相关文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