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样结束

  1. 闻一多先生上课
  2. 爱的消魂
  3. 第2章 遥远(5)
  4. 这样的战士——鲁迅先生的现代诗
  5. 男人最脆弱的两段时光
  6. 余秋雨-庐山原文阅读
  7. 青春没有重播
  8. 爱里的嘲讽
  9. 把“我爱你”拿走

  大灾难真的来了。

  我们的故事,也就出现了自然的高潮。

  二八年五月十二日,汶川发生大地震,强度里氏八级,死亡近七万人。还记得三十二年前的唐山大地震强度是七点八级,死亡二十四万人。

  我们余家远祖留下的古羌寨,这次也遭到严重破坏。

  我和妻子,天天坐在电视机前,流下了这辈子最多的眼泪。

  那天,妻子对我说:“你已经几个通宵没合眼了,身体会垮。”我说:“我在上课,一门最高深的课。我从奉化半山的藏书楼开始,特别是在辞职之后,研究中国人的文化身份那么多年,看到的丑陋太多,这几天百脉俱开。这么大的国家,十几亿人从每一个角落都在呼喊生命,而且立即行动,这在历史上没有过,在世界上没有过。中国人的心底有一个地窖,平日连自己也不知道,这次一下子震开了,发现至善、兼爱、仁义都还在。我以前的研究,浅了。”那些天我不见任何人,像泥塑木雕一样静坐着,想着中国的过去和未来。正好有两位早就约好的美国学者来访,推不掉,就与他们谈起了这次地震。他们问:“中国的这次五一二,是不是很像我们美国的九一一,因为灾难而加强了凝聚力?”“不。”我说,“你们的九一一有敌人,有仇恨,因此你们后来发动了两场战争。这次我们中国没有敌人,没有仇恨,只靠着爱,治疗自己的伤痛。”“我们非常佩服。”一位美国学者说:“但是上午我还在网络上看到一个中国文人的言论,说地震是上天惩罚中国人。我回了一个帖子,说这种言论不仅是反中国,而且是反人类。”我站起身来,说:“谢谢你!”送走美国学者后,我要妻子去找一位上网的小姐,请她帮忙,把我的一篇短文放到网上去。

  我在短文中破例发了一点火,说:“听着,天下的一切灾民都不容污辱!汶川的中国人做错什么了,要来惩罚?如果上天真要这么做,我会抬起头来骂一声:天啊,你祸害苍生枉为天!”“骂得好!”妻子说。这词句她很熟悉,我是借了关汉卿的。

  “骂得好!”这是电话里传来的支持,打电话的是齐华。

  “你看,隔天一个美国女演员再说上天惩罚中国,也就被你预先骂进去了。”齐华说:“但让人生气的是,几个中国文人还在网上胡闹,包括两个一直诽谤你的人。”“他们在胡闹什么?”我问。

  “他们散布谣言,说这次地震是建造三峡大坝引起的,要求审判决定建造的高官。还说地震死亡人数只报了十分之一,被政府隐瞒了十分之九。又说全国的捐款已被政府官员大笔贪污……总之,他们一心要把这场生死抢救,变成政治斗争。”“有人相信吗?”我问。

  “有。”齐华说:“我看到大学里不少知识分子对救灾行动从一开始就保持距离,本能地相信谣言。普通民众也有相信的,听说这两天的献血、捐款都受到了影响。”放下电话我就对妻子说:“灾难中的谣言和挑拔,就像一场核裂变,后果无法想象。明天我就去灾区,一定要用亲眼看到的事实,揭穿那些谣言。”一到灾区,处处震撼,很快发现这儿有很多事情需要文化人来做,可惜文化人来得太少。

  例如,有的灾民背着自己家人的遗体长途跋涉,这非常令人感动,但从防疫的角度考虑,一定要上前劝说,请他放下。他坚决不放,周围的民众又激情地站他一边,这就需要运用文化理性,继续苦口婆心地劝说。

  又如,堰塞湖危在旦夕,几十万人必须撤离。但是那么多已经受伤的灾民不愿远行,那就必须一千遍、一万遍地含泪劝说,小心搀扶。

  那天,两位救援医生告诉我,有一些遇难学生的家长举着孩子的照片在跪地请愿,要求惩罚倒塌建筑的承建者。医生说:“他们举着孩子的照片,就像灾民背着家人的遗体,是一种特殊的悼念方式,非常值得同情。但是毫无疑问,必须尽快对他们进行心理辅导和精神阻断。可恨的是,网络上有些人企图借此闹成政治事件,说这次地震主要不是天灾,而是人祸。”离开医生的帐篷后我一个人在路边想了很久。三十二年前唐山大地震发生时我正潜居在浙东山区,偶尔下山看到街上贴着的报纸,标题都是“批邓抗震”,而且一定是把“批邓”放在“抗震”前面。到处还在开批判会,也说不是天灾,是人祸。

  很多农民还以为,地震是邓小平带着几个“当权派”钻到唐山的地底下引爆出来的。现在,类似的论调又来了,把政治对抗放到了生死救灾前面。其实,中国政府在这次救灾中的表现,一点儿也不比外国差,可以比较。

  我这么说,并不是出于政治。实际上我在辞职之后二十年已经彻底远离政治,从未参加过任何政治活动。经常有一些政治口号人人皆知而独我不知,闹过很多笑话。但是,远离政治并不是远离真实,远离理性。我前些天也主张立即从法律上严惩建筑罪人,但到灾区一看,就知道很难以倒塌来论罪了。这话,应该告诉那些家长。

  康德说,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敢于在一切公共领域运用理性。当晚我就写了一篇短文,题为《含泪劝告请愿家长》,请人帮助在网络上发表。我说了两个要点——一、你们的悲痛,也是我们的悲痛。但是此刻请你们听我含泪劝说一句:巨大的天灾尚未解除,紧张的抢救火烧眉毛,堰塞湖的危机悬在头顶,请你们赶快站起身来,与医生一起,回帐篷休息;二、我呼吁有关部门尽可能在废墟中寻找劣质建筑的实物证据,从法律上严惩相关的不法之徒。但是由于绝大多数房屋都倒塌了,倒塌现场又因抢救而经过多次翻扒,要从法律证据上论定倒塌的罪责可能有很大难度。因此,更重要的是要求政府,对于一切有关人民生命安全的事情,必须尽快加强立法和执法的力度。

  我的这篇文章产生了很好的效果,有三位家长给我写了感谢信。他们说,有一批家里伤亡比他们更严重的灾民,也来参与了劝说。

  (二)这样结束(2)

  正如预期,那几个“伪斗士”在网上对我骂成一片。据齐华在电话中说,他在大学资料室里看到,香港和美国的好几家华人报纸,都参与了对我的声讨。声讨的内容,都是说不该劝说那些家长,一劝说,就成了“中国政府的御用文人”。他们的意思,必须让那些家长不回帐篷,不受治疗,不怕瘟疫,不理堰塞湖,一直跪在那里,完成他们所期待的政治对抗。

  我在电话中对齐华说:“你看,我只是对灾民劝说几句,他们就群起攻之,这算什么'言论自由'?那些家长太可怜了,我们还要帮助下去。”齐华说:“更麻烦的是那么多网民,只看那些人的诬陷,不看你的文章,齐声起哄,你在一夜之间又成了全国的罪人。”我说:“这些网民也可怜,另一种可怜。”这件事情到后来变得更加怪异,国内一些报纸也都纷纷追随“网上民意”来围攻我。北京一家大报在总结二八年中国文化界的十大坏事时,把我对那些灾民的劝说,列为第二名。上海的一家文学报纸,也发表了类似的意见。

  对此我哑然失笑,心想政府正该快一点与那么多报纸脱钩了。如果这些报纸仍然被尊为“政府喉舌”,那不就等于政府自己在宣布,五一二地震不是天灾而是人祸?

  我没有心思去理会这些声讨,只在做一件事。

  在都江堰灾区的废墟上,我曾见到一些粘满泥污的蜷曲书籍。轻轻地捧起它们,我想,它们的阅读者已经走了,但阅读还要继续。正在这时,六七个路过的中学生认出了我,他们的课本里有我写的《都江堰》。

  一个学生拉着我的手问:“余老师,您在《都江堰》那篇文章中特地写了'地震前兆'四个字,是不是有预感?”我说:“不。我怎么可能有这种预感?那只是形容水声。”说着,我把他们拉到一起,问了每一个人家里受灾的情况,然后对他们说:“除了那水声,这里还会有三种声音。现在的抢救声,今后的重建声,最后,是你们的读书声。”他们非常懂事地点头。看着他们的小脸,我即刻在心里做了决定:必须在这里捐建几个学生图书馆,每一本书都由我自己挑选。

  先向一个企业家咨询,如果要建一个图书馆,不少于一万册书,再配备现代的电子网络设备,要花多少钱。这位企业家说,要算一算。过两天他却告诉我,他身边的同行都愿意参与,要多少资金都可以立即汇到。我当即拒绝了,并说了拒绝的理由。

  我是由一个最小的图书馆开始迈步的人,这次要启动一个纯个人的循环圈:借书——读书——教书——写书——捐书……可以相信,从我现在要捐建的图书馆出发,还可能会有学生重启这个循环圈,然后再一圈圈、一代代循环下去。

  回上海与妻子商量,我们现在可以在剩余的稿酬中捐出五十万元人民币,用最精打细算的方式购买图书和设备,大概可以建三个学生图书馆。我悄悄安排了一个工作小组,把那笔钱交给了他们,关照他们低调实施。在我看来,向灾区作任何捐献,都不应该张扬。因此,我没有参加任何一次电视捐献仪式。

  捐建图书馆的事,我甚至连自己的助理金克林也没有告诉,因为他历来被媒体关注,为人又诚实,容易说漏嘴。但是工作小组的行动还是引起了注意,一个记者不知在哪张报纸上猜测我可能要出二十万元捐建希望小学。后来有人问起,我仍然没有透露实情,只是泛泛地说了一点我和妻子在慈善活动方面的心愿。

  我捐建的三个图书馆,设在灾区的三所学校里。三所学校灾后重建的校舍都将在二九年九月一日开学时投入使用,我的图书馆应该早一点,在八月底之前建成。这是一个让人充满期待的紧张过程,除了不断地选书、寄书,还要选购电脑、摄像机、投影仪等设备,原来捐出的款项已经超过。这期间,我又到灾区去看了那三所学校,在操场上对每所学校的学生们作了演讲。

  与此同时,我还为灾区余家远祖古羌寨的重建者写了两个大字:羌魂。

  离开灾区后我去了香港。香港浸会大学聘请我担任“健全人格教育工程”的“奠基教授”,每年需要有五个月时间向校内和社会各界开设公开课程。几乎每次演讲,我都要提到中国人在五一二地震中展现的大爱精神,批驳在香港甚嚣尘上的所谓“不是天灾,而是人祸”的论调。

  有一次晚间演讲结束,在九龙塘校区的路灯下,一位香港中文大学的博士把我拉到一边,低声告诉我:“这儿有一个'五一二丑闻'的行动计划,你已经被认定为首先要排除的障碍,有一个圈套就要实行,你要小心。”说到圈套,他特地用了一个英文词trap。

  我看着路灯下的这个博士,从口音判断他是大陆出身。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他,却决定与他对话几句。

  我说:“攻击我,是小事;把丑闻加给五一二,是大事。”他问“你的意思是——?”我说:“在中国古代,一个家庭的耻辱分三个等级。最低一等,明明做了好事,仇家摇头不相信;中间一等,明明做了好事,邻居摇头不相信;最高一等,也是最坏一等,明明做了好事,自家子弟摇头要大家不相信。”他说:“我明白你的意思了。他们的行动计划,属于最坏一等。”我说:“中国人做了好事,外国人总是不相信。这次抗震救灾,全世界总算相信了,却冒出这么几个自家子弟!”这位博士点了点头,说:“世界上地震那么多,每个国家救灾都会遇到很多问题,却从来没有看到哪个国家的文人专门去编织这种丑闻的。灾难中的民族难免有错,但又最需要终极尊严……”没等他说完,我已经握住了他的手,说:“抗日战争中中国的毛病很多,但再多也不能成为汉奸污辱自己同胞的借口。当时有一个汉奸文人写了一本《支那之诈》,真是无耻。”这个晚上我想得最多的,是余颐贤先生那句话:“不怕围猎,只怕举弓之手竟是狼爪。”我和马兰都不上网,我又在香港,因此一直不知道那个“圈套”已经在北京启动。

  还是北京那个肖编辑。他在网上写出大篇文章,说我“出资二十万元捐建希望小学”是假的,他们在账目上没有查到。由此可以推测,不久前那个“记者”关于我要捐建希望小学的报道,可能也是人家的故意安排。

  (二)这样结束(3)

  网络上立即对我展开了排山倒海的声讨,延续了一个多月。香港路灯下那位博士的预警完全应验,而且正如杨长勋早就说过的,一个无边界的“网络野战兵团”已经建立,能在顷刻间炮制出几十万条跟帖。

  面对这么奇怪的网络风潮,都江堰市教育局副局长肖融特地通报新闻界:“余秋雨先生捐的不是希望小学,是三个图书馆。几个月前就有大批书籍运到,现在还在一批批托运。希望大家耐心一点,到八月底欢迎参观。”网上又是一片大吵大闹:为什么不捐钱,却捐书?大概是哪里卖不掉的书吧?钱呢?二十万元钱呢?……这时,一位近年来很出名的文人站出来,用两个字概括了我的行为:诈捐。

  于是,全国各地的报刊上一片“诈捐”声,都配着我的照片。这些报刊挂在所有城市的大街小巷,挂在各个机场、车站、码头。这对我个人的伤害并不重要,却把全国所有的捐款人、助捐人、受捐人都恶心了。恶心,是消除感动的最有效“解药”。

  网上有人统计,不相信灾区教育局的说明、只相信我是“诈捐”的网民比例,为百分之八十二。果然,那么多人都中了那个“圈套”。

  二九年六月底,我从香港回上海休假。刚到的那天晚上,我外出见两个朋友,一群记者堵在了我的家门口。

  马兰一人在家,她知道,门外无数镜头都要抢拍“诈捐”夫妇的狼狈相,明天就会出现在全国各地的报纸上。马兰在门内告诉他们,我不在,外出了。他们不肯信,一直堵在门口,坚决不走。也许他们信了,在等待我回家,以便把我突然看到他们时的慌张神情拍摄下来,到处刊登。

  我没有手机,马兰只好给正在与我见面的两个朋友打电话,叮嘱我千万不要回家。两个朋友陪了我一会儿,又各自有事走了,我只得像一个逃犯一样在外面蹓跶。夜已经很深,我知道记者没走,镜头没走,我妻子一人,苦苦支撑着。

  直到下半夜,妻子在门内对记者们说了一段话。

  妻子说——夜已经深了,我关照了丈夫,不要回家。我是为了保护他,却不知道他现在躲在哪里。他的年纪,已经不轻。我建议你们走到走廊那头的窗口,看看头顶的天。天上,汶川的七万个****,还在看着我们。谁在捐献,谁在诈捐,谁在诽谤,谁在诬陷,他们都看得一清二楚。对着那么多****说假话、做坏事的人,天地不容。我不明白,中国遭受那么大的灾难,为什么还要给救灾的人制造那么大的灾难?你们到底在听谁的调度?

  妻子说完这段话后不久,记者们陆续走了。当然,也可能是他们实在困了。

  又过了一段时间,我才蹑手蹑脚回家。这时天已经蒙蒙亮,妻子将我一把拉进门内,怔怔地看着我,很久没说话。

  两个月后,三个图书馆准时开张。我没有参加开幕式,怕那些人又来闹出新的事端。

  让我高兴的是,世上还有一些高贵的眼睛默默地注视着一切。王蒙、余光中、白先勇、张贤亮、刘诗昆、冯骥才、贾平凹等文化巨匠闻讯后纷纷为三个图书馆亲笔题词。三个图书馆不大,但是学生们在看书的间隙如果抬起头来,就能直接面对那么多重要的笔触。这种福分,在其他再大的图书馆中也很难得到。

  图书馆开张的事情,少数报纸有简单报道,没有产生什么影响。广大网民记住的还是那两个字:诈捐。

  图书馆开张一个月后,二九年十月,网上有人评选“中国最差作家”,我因“诈捐”而名列前茅。我看到台湾中天电视台报道这一消息时播出了我的照片,下面跟着四个大字:“诈捐作家”。

  对此我并不生气,却担心“诈捐”的恶名继续扩展。因为那些人的目标远不仅仅是我,而是整个五一二,所有的中国人。

  如果能让“诈捐”的恶名结束在我身上,那就好了。

  想起了七百三十年前的历史。我的祖先余玠组织的钓鱼城保卫战,坚持了整整三十六年之后终于失去了继续支撑的力量。守将王立站出来说:“我可以打开城门,但你们决不可以屠城!”今天我也要说类似的话:你们可以说我“诈捐”,但千万不要继续追查和污辱其他中国人。中国人在这次地震中的表现实在很棒,世界上其他地方又发生地震了,你们可以去看看。

  最后,还有三件小事要顺便交待一下。

  第一件事,我终于见到了寻找多年的小何老师。原来,浙江杭州有一家小报发起了“收集老照片”的活动,宣布谁能提供一张有意思的老照片就能赠阅该报一年。一位老太太给他们去信问:“我有余秋雨先生七岁时的照片,你们要不要?”她就是当年的小何老师。报纸刊登了童年时的我,我也就找到了老年时的她。

  我赶到杭州去看望时她正患目疾,戴着墨镜。她一见面就带着极为抱歉的口气说:“秋雨,我当时自己才小学毕业就教你们,实在很不合适。”我说:“不,小何老师,您很合适!我毕生有关阅读和写作的全部快乐,最早是您给我的。您还记得那个最小的图书馆吗?”“那记不得了。”她说:“我只记得,你是全校最干净的孩子,每天都是雪白的衣领。”我说:“这是我妈妈的功劳,我也记不得了。”小何老师拿出水果要我吃,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,就说:“小何老师,我长大以后一直在心里嘀咕,你们当时教书,薪水是多少?够用吗?”小何老师说:“一开始没有薪水,当时你的同学们都是用稻米缴学费的,我们每人每月可以分到二十斤米。但是农民小气,邀来的都是带有很多稗子的陈米,每天煮饭时都要挑选很长时间。缴钱的只有你家,我们用来买办公用品了。你们毕业后,县教育局才开始发薪水,但很低。”“我们做学生的,不知道老师那么艰苦。”我说。

  “但是你妈妈办农民识字班,连陈米也没有,完全是义务。”她说。

  我看着小何老师,问:“您眼病严重吗?”她说:“不太好。读书看报都迷迷糊糊。”“那您怎么还拿我的照片去换报纸来读!”我笑着责怪她:“千万不要再读报纸了,字小,内容又不好……”“医生也叫我不要看文字,多看看树和天。但这么一来,就变成没有文化的人了。”小何老师说。

  “还是听医生的,”我说:“不要看文字,我也要不看了。”她奇怪地“啊”了一声,随即就笑了,以为我在逗乐。

  我想告诉她,不是逗乐。但是,刚想开口又止口了。因为她,毕竟是首先教会我文字的人。在那飘着禾稻清香的田边小屋里,一笔一划,一字一句。

  从杭州回上海,一位华裔美籍教授来找我。我一见面就认出来了,我初中同学吴坚。

  寒暄一通后我静静地看着他出神。他祖父吴瑟亚,是我祖父的同学;他祖母吴阿姨,是我祖母的老友;他父亲吴阿坚,是我妈妈的同学、爸爸的同事。这中间有一些永远说不清的恩怨,例如他祖父的鸦片馆对于我的祖父,他父亲的揭发对于我的爸爸。他今天告诉我,他学的是历史专业,在美国一所大学教中国近代史。我想,他家和我家三代,便是中国近代史的隐秘章节。

  他说昨天去看了我们的老中学。那幢最气派、最古典的教学大楼,现在以我的名字命名,叫“秋雨楼”。这让我吃惊,感叹一群老师用这种方式默默表扬一个学生却又怕学生骄傲,连通知也不通知一声。

  我脑海里出现了那幢楼。花岗岩台阶,大理石地面,雕花柚木楼梯,紫铜卷花窗架……一个农村来的小孩子怯生生地走进去,脚步很轻很轻。

  “更让我惊喜的是,我在校门口遇到了曹老师。”吴坚说。

  “哪个曹老师?”我问。

  (二)这样结束(4)

  “教生物的曹老师,曹侣仲,我们背后叫他'草履虫',你忘了?他因为擦痰事件和红薯事件受委屈,'文革'中赌气组织了'红薯造反队','文革'结束后为了造反的事接受审查,最后被开除出了教师队伍,做一些杂务。现在退休了,天天义务给学校看门,当作消遣。我与他谈了好一会儿,他还不断提到你。”吴坚说。

  “曹老师!我明天就去看他。”我说。

  第二天傍晚我到了母校门口,不见曹老师。问门卫,门卫转身,指了指一个骑着脚踏车远去的背影,说,那就是他。

  我伸长脖子,看着曹老师已经有点佝偻的背影消失在人海中。我站立的脚下,就是半世纪前他弯下腰去用手帕擦去痰迹的地方。他一生的坎坷,由此开始。幸好,他还有学生,记得那个早晨。

  第三件小事就在几天前发生。二一年一月六日,我接到一个通知:国内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之一《扬子晚报》和江苏教育出版社一起,在全中国各省中、小学生中票选“谁是你最喜爱的当代作家”,几个月的投票结果,我名列第一。

  通知我的先生在电话中说:“票数雄辩地证明,你这么多年来遭受的诽谤,丝毫也没有影响下一代的选择。孩子们为你打分,也就是未来为你打分。”未来?下一代?孩子们?我一听就心中发紧。

  下一个时代,必定是自然灾害频发的时代。自然灾害又必定引发人文灾害,未来的世界将会怎么样,我们不敢说任何一句乐观的话。孩子们,你们难道真会去承受那么大的惊嚇和痛苦吗?你们难道贮存得了那么多的意志和善良吗?你们给我打了分,我却不知道该怎么帮助你们。

  我恭敬地看着余鸿文先生、徐扶明先生和余野先先生,说——你们都是我的文化前辈。对我,最重要的是余鸿文先生,最熟悉的是徐扶明先生,最陌生的是余野先先生。我相信余野先先生的经历足可以写出一部有关生命与文化的传奇,而且由我来写最好,只可惜我生得太晚,后来又没有机会遇到你。见到老人难免有今昔之叹,我想三位前辈都已经看到,我们中国人已经奇迹般地摆脱了列强、战乱和贫困的折磨,日子过得比过去想象的都好。对此,即便在你们那个世界,也一定会有怀疑和嫉恨。拜托你们一定要告诉他们,这是几千年潜力的复苏,几百年屈辱的反弹,不能再用几十年的冷战思维来否定。我这些年的所有努力,就是研究中华文化的这“几千年”、“几百年”和“几十年”,以及这三者的关系。

  快速复苏的是经济,文化没有跟上。这本来是正常的,但由于文化不像经济那样有清晰的通用标准,因此出现了让人气闷的“文化造假”。你们都清楚,古往今来的文化造假分为“奉承性造假”和“破坏性造假”两部分,前者针对官场,后者针对同行。历代官场其实都不太真正懂得文化,当他们接受了奉承,其实也就许诺了破坏。因此,从战国到现代的两千多年间,几乎所有的文化探索者都遭到了毁损。要想避开毁损只有两个办法,一是停止探索,隐潜山林;二是巴结权势,拉帮结派。除此之外,没有活路。说到这里你们就知道我一直受到攻击的原因了:第一,我的探索一旦开始就无法停步,又受到海内外关注,难于隐潜;第二,我无职无权,无帮无派,任何攻击我的人都不会受到惩罚。

  我不重要,但从中产生了一种奇怪的逻辑示范:探索永远有罪,罪名永远无限;伤害永远有理,理由永远荒诞。你们几位长辈在“文革”中都见到过这种逻辑,没想到几十年过去,现在在文化传媒领域居然更加嚣张。我想,这也会让你们的在天之灵,深感不安。

  我多么希望有一天能遏止这种逻辑,但试过多次已经清楚,我等不到了。

  在你们面前说这样的话,不太符合一个晚辈的身份。但是,我这个晚辈也已经年老,我等不到了。

  我在心里喃喃地说到这里,不能不瞟了一眼曾远风。我本不想对他说什么,但稍一犹豫还是说了——对于你和你的伙伴,过去几十年间所制造的那些冤案、铁窗、死亡,我不想说了。近二十年间你们陆续都化身为争取“言论自由”的斗士诓骗海外,但人们实在想不起你们在哪个时间曾经“不自由”过。你们那么多年来攻击我的言论,全都洋洋洒洒地发表在官办的报刊上,从来没有受到过法律的制约、舆论的阻止。等到谎言一一戳破,你们也从不更正,从不道歉。请回答我:古今中外几千年,还有什么人比你们更“自由”?你们又在海外宣称自己是争取“人权”的斗士。别的事情我不知道,就在我身上,你们除了伤害了我本人的名誉权和写作权之外,还伤害了我妻子的工作权,减损了我父亲的生存权,减损了我的研究者杨长勋的生存权,所有这些人,都没有一官半职。难道,这都不是“人权”?

  你们在海外写那么多文章反对今天的中国政府,这是你们的权利,我也没有验证过你们所说的那些政治问题。但是,由于你们对我攻击的每一句话都是假话,那我就不能不以此类推,你们对中国的攻击是否也是这样?中国的政治当然还存在很多问题,但是,如果有关“民主”、“自由”、“人权”的言论都是以假话作为基础的,那就从根本上糟蹋了这些美好的命题。你们在生活中的人品言行那么令人生厌,结果使你们嘴里的这些美好的命题也让中国民众生厌。所以我一直认为,你们是中国走向民主、自由、人权的首度障碍。

  过去,我实在弄不懂你们无休止地整人是为了什么,最近几年倒是显现出了一个最通俗的目的,那就是为了领取那一笔笔的外国“基金”。外国人用你们的嘴和笔把刚刚恢复了一点元气的中国人妖魔化,我确实从中嗅出了一点汉奸气息。我算过,你拿那种钱,至多也就是四、五年的事,很快就走到了你无法抗拒的生命终点。我没有看出,你的骨灰盒比你对面终身贫困的徐扶明先生的骨灰盒更大一点。这话可能说得有点刻薄,但是,蹲到了这里你总该明白,损人利己、数典忘祖、纵横捭阖、上下其手,到头来并没有多少意义。

  我所担忧的是,你们的行为诱惑了很多年轻人,使他们越来越多地投入了恶性破坏的游戏。我期待着有一天,他们能明白事理,离你们而去。我想会有这一天,但我等不到了。

  最后,我转向了爸爸。我和爸爸一生说过很多话,但是在他离去之后,又有不少话想对他说——爸爸,我到您走之后,才在你的抽屉里发现了您在“文革”中受苦的深度,也发现了您最后的死因。作为儿子,不想说钦佩和抱歉的话了。我只想说,爸爸,我感到一种更大灾难的临近。

  我们父子俩早就达成共识:对于“文革”灾难的解释,文件和书本上写的都不太可信。那远不止是一场党内高层的两派之争,而是一场由政治人物引爆的全民灾难,一旦引爆就已经不再是政治之争,而是人性和兽性之争,文明与野蛮之争。您并不是一个政治人物,让您真正入罪的,是那个戴眼镜的圆脸小个子男青年,以及后来整理您的那份批斗材料的人。他们借用的是政治罪名,但他们自己也不是政治人物,只是少了一点人性的小文人。响应他们的,是你们单位的大多数职工,他们不是坏人,但心底也都埋藏着或多或少兽性和野蛮的欲望,因此您看十年间我们全家八口人就在他们一次次的欢呼和口号间,忍饥挨饿,受尽屈辱。总之,一些由恶劣文人挑唆起来的恶性民意——这就是我们经历的真正灾难。

  现在,一代政治人物早已不分派别地一起亡故,但是“一些由恶劣文人挑唆起来的恶性民意”,还在以一种模式和程序快速运转。一个谣言依然能燃起漫天大火,一句声辩依然会招致百口围啄,真假、是非、善恶常常归于无用,刺激、耸动、民粹已经成为舆论主轴。在我看来,这就是潜伏在大地四处的大灾难,一旦有事就不可收拾。

  我在考察人类文明回来之后曾一次次告诉您,爸爸,现在国际间的多数政治概念都已经成了虚假命题,人类真正需要共同面对的灭顶之灾,是恐怖主义、核竞赛、自然灾害、气候暖化、大规模传染病。这种灾难一旦爆发,那些恶劣文人一定会造谣惑众,玩弄政治,而使灾难成倍扩大。这些年我承受他们如此激烈的诽谤而能保持冷静,就是在看他们的模式和程序究竟怎样运行。种种迹象告诉我,灾难越来越不可避免,而他们则越来越得心应手。

  没有必要在您面前危言耸听,但我确实心急如焚。我知道,面对大灾必须呼唤宗教精神,但宗教精神在中国历史上一直比较稀薄,即使修得了“达观自如”也还是难于在大灾中唤醒大爱。至此我已经完全明白,以前的文化行为少了一种终极精神,但要弥补,已经来不及了。

  爸爸,您经常对我说,您一生最好的年月都被灾难关押了,因此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。我一生所做的事情实在不算太少,但到头来一看,大半也被灾难关押了。人的生命确实非常短暂,从您出发的我,只想从自身灾难中脱身而出,等待机会为国家灾难和人类灾难的预警预防多做一点事,但那些人一直在我身边虎视眈眈,我还在被灾难关押。脱身而出的机会,我等不到了。

  天色已经昏暗,松柏林中泛出一种阴森之气,我从石椅上站起来,准备回家。

  心情还是不好,但是,总算在这里吐了半天郁闷,脚步好像比来的时候轻松了一点。

  妈妈和妻子,正准备好晚饭,在家里等着我。

  八这样结尾灾难终于来了。

  那是真正的国家灾难: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二日,汶川大地震。八级,死亡近七万人,伤者无数。

  我们余家远祖留下的羌寨,也严重受损。

  (二)这样结束(5)

  一分钟也离不开电视机了。十几亿中国人几乎同时从心底喊出了“生命第一!”“救人第一!”并立即付诸行动。就在我居住的上海,市民素来以“精明”著称,但这几天全市每一个义务献血站前都排起了长长的队伍,还有不少人因有急事还请求“插队”。我在电视里看到,全国各地很多老人捐出了毕生储蓄;成都市几乎所有的出租车司机都通宵m/brand/20007

  奔驰在通向灾区的破裂道路上;外省的企业家们亲自驾驶重型卡车横穿几千公里送来了救灾物资;连一些平日被看作“不良少年”的顽皮群落也在废墟堆中背出一个个灾民……,这一切,都发生在顷刻之间,没有任何人作过动员!

  我作为一名长期研究“中国人集体文化心理”的学者,一直心情不好,突然百脉俱开。一个巨大的地窖打开了,原来中国文化中“至善”、“兼爱”、“仁义”的古训仍然深藏在多数中国人心底,深藏到连他们自己也不知道。这种快速的精神聚集让国际社会大吃一惊,因为不少国家都遇到过自然灾害,可以比较。我觉得,地震震开了一道深深的裂口,全世界的目光在那里看到了非常值得尊敬的中国人。

  对于中国政府在救援行动中的表现,我也给予高度评价。从国家领导人开始,军队、武警、消防队、医生、工程技术人员和各级干部,几乎都在第一时间抵达,各个政府部门也高速运转,连新闻报道也全然透明,致使这么大的国家的救援行动,有序而高效。

  正好有两位美国学者来访问我,他们顺便问起:“中国的这次五一二,是不是很像我们美国的九一一,因为灾难加强了凝聚力?”我说:“不。你们的九一一有敌人,有仇恨,因此你们后来发动了两场战争。但这次我们中国没有敌人,没有仇恨,只靠着爱,治疗自己的一切伤痛。”像往常一样,灾难一来,那些平日口若悬河的“伪斗士”完全失语。对此,我在华东大水灾和“非典”传染期间早就见识过。这一次,他们也失语了好几天,却终于开口了:“这次地震,是上天对于中国人的惩罚!”我一听就非常气愤。我从不上网,这次破例写了一篇文章托人在网上发表:“十三亿中国人做错什么了?不许你们污辱自己的祖国同胞!如果真是上天的惩罚,我要抬起头来,借用关汉卿的句子大骂一声:'天啊,你祸害苍生枉为天!'”几天之后,有一个美国女演员也说了“上天惩罚”的话,中国民众已经知道怎么来对付了。

  “上天惩罚论”被击退之后,那些“伪斗士”又开始在网上制造一系列谣言,例如:“五一二地震是三峡大坝引起的,必须立即审判决定建造三峡大坝的人”、“地震死亡人数只报了十分之一,隐瞒了十分之九”、“全国捐款已被政府官员大笔贪污”……总之,他们一定要把这场救灾行动,转化成一场政治斗争。

  在救灾活动的紧急关头,硬插进来这么一个舆论灾难,全国各地正在献血、捐款的民众也开始皱着眉头疑惑了。因此,我立即告别妻子,去了灾区。

  灾区所见,比我在电视里看到的更加严重。自然暴力与人间逻辑完全是两回事,我看到,即便是隔了一条小街,这边的水泥房、钢架房全部倒塌,而那边的陈年危房却还颤颤巍巍地站立着。似乎有一张邪恶的力学图谱,像魔鬼的鞭子一样胡乱甩打,一点也没有规则。原来听说有些倒塌的房墙内缺少钢筋,但我在现场看到,那些断墙中的钢筋却像古代武士的怒发,密集而混乱地直指苍天,像在质问“为什么”。

  我特别留意倒塌学校的废墟,那里产生了大量感人至深的故事。听说前几天在抢救时,一队军人挖到一个女青年和三个孩子的遗体。一位军官看了一眼就说:“这个女青年一定是一位老师,到最后还在守护自己的学生。全体列队,向她致敬!”这位女教师确实非常年轻,就像当年我们的小何老师一样。

  眼前的废墟经过一次次翻扒,已经黯然沉默,却还能见到一、二本粘满泥污的蜷曲书籍。我轻轻地捧起来,想,它们的阅读者已经走了,但阅读还要继续。正在这时,六七个路过的中学生认出了我,他们的课本里有我写的《都江堰》。我把他们拉在一起,问了每一个人家里受灾的情况,然后对他们说:“这里会有三种声音,现在的抢救声,今后的重建声,而最后做总结的,是你们的朗朗书声。”他们非常懂事地不断点头。我即刻就独自做了决定:必须在这里捐建几个学生图书馆,每一本书都由我自己挑选。

  我到现场才明白,救灾,除了救助生命,还要救助心理;除了投入情感,还要投入理性。因此,我有很多事情可做。例如,有的灾民背着自己已经遇难的家人长途远行,这非常令人感动,但从防疫的角度考虑,一定要上前劝说,请他放下。即使他坚决不放,你也要苦口婆心。又如,有些死难者的家属情绪失控,寻找他们想象中的怪罪者,无法从极度的悲痛中自拔,这就需要劝说他们接受心理治疗,阻断他们的情绪。这些事情都很难做,因为他们的行为非常值得同情,而周围民众又常常站在他们一边,甚至对劝说者进行围攻。

  堰塞湖的危机又接踵而来。一旦决堤,几十万生命都难逃陨灭,但是,怎么能让那么多灾民有序撤离?山上,政府正在调集最大的力量疏浚和护堤;山下,就是一千遍、一万遍的劝说和搀扶。

  就在这时传来消息,说有一些遇难学生的家长在跪地请愿,要求惩罚倒塌建筑的包工头和利益相关方。这种要求是正义的,当地干部闻讯立即从抢救堰塞湖的现场赶来,接受他们的请愿,并与这些家长跪在一起。地方干部家里,也有孩子在上课时遇难。

  有几位救援医生赶到那里与这些家长进行了长时间交谈,回来告诉我,这些家长举着孩子的照片跪在细雨中,其实是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延续悼念。因此,要尽快对他们进行心理辅导和精神阻断。几个外国救援队的心理辅导医生已经开始工作,我们的医疗团队也应该行动起来。

  我说,更为紧迫的是,堰塞湖的危机还悬在头顶,必须搀扶他们赶快撤离。

  没想到,当心理辅导医生开始行动的时候,那几个远在千里之外的“伪斗士”动作更快。他们得知家长请愿的消息后极度兴奋,认为一切救灾事务都没有“请愿”重要,大张旗鼓地要求立即捉拿和审判包工头,再一层层深挖他们的官场背景。他们借此在网络和海外报纸上发表大量文章,反复宣扬五一二地震不是天灾,是人祸,是中国各级政府一手造成的灾难,现在遇难的家长终于反抗了,一场巨大的政治风暴必将来临。

  国际间原有一些长期敌视中国的媒体,五一二以后不敢违逆全世界同情中国的主流民意,已有一些日子没有发表****言论,这次被这几个“伪斗士”一鼓动,又开始向中国投污。

  我觉得这几个“伪斗士”实在太过分了。他们当然知道,这么大的地震,这么大的灾区,绝大多数房屋都倒塌了,法律如果要从倒塌来论定罪责,不知要花费多少时间。但是,他们为了自己的图谋,居然要那些可怜的家长一直跪在那里,不回到临时帐篷,不接受心理辅导,不躲避堰塞湖决堤,不在乎瘟疫传染,像石雕一样成为他们的政治工具。

  中国很多网民轻信了他们。奇怪的是,所有的官方媒体仍然只作正面报道,对他们不予反驳。我知道自从反驳“上天惩罚论”之后,那些“伪斗士”的枪口一直没有离开过我,我如果就这件事再出来说一句话,结果可想而知。但是,我在这样的关键时刻历来无法压抑自己,便立即发表了一篇文章,题为《含泪劝告请愿家长》,说了两个要点——一、对于你们的悲痛,我和全国人民一样悲痛。对于你们的声音,我相信政府已经听到。因此,请你们听我含泪劝说一句:堰塞湖危在旦夕,赶快站起身来,与志愿者和医生一起,回帐篷休息。你们的心愿,我们会继续表述;二、我呼吁有关部门尽力在废墟中寻找劣质建筑的实物证据,从法律上严惩相关的不法之徒。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,对于有关国民生命安全的问题,必须立即加强立法和执法的力度。

  我的这篇文章,立即引来了一批家里伤亡比那些家长更严重的灾民走向那个现场,他们是最有说服力的劝说者。那些家长听从了他们,当晚就回去了。有几个家长,还给我写来了感谢信。

  不出所料,那几个“伪斗士”在网上对我骂成一片,说我是“中国政府的御用文人”,“冷血地阻止遇难学生家长请愿”。很多网民粗心,只看他们的诬陷,不看我的文章,因此一夜之间我几乎成了全国的罪人。我在骂声中仔细打听了那些家长返回帐篷的情况,还与几位心理医生讨论了下一步的方案,就放心了。

  声讨我的文章,大篇大篇地出现在香港的《苹果日报》、《明报》和多数刊物上,美国的几家华人报纸也参与了讨伐。他们好像一致认为,为了揭露中国政府,必须让那些可怜的家长一直跪在那里,跪到地老天荒、海枯石烂,任何人连劝也不能劝一句。这种“言论自由”,真是太可怕了。

  (二)这样结束(6)

  国内那些由政府主办的报纸,不知怎么也都纷纷“大义灭亲”、“反戈一击”,一起批判我对那些家长的劝说,以及对抗震救灾的肯定。北京一家大报在总结二〇〇八年中国文化界的十大坏事时,把我对那些家长的劝说列为第二名。

  说实话,当时我在那篇文章中肯定中国政府在抗震救灾中的杰出表现时,曾经有过犹豫。因为我想到,这么多年那些“伪斗士”对我的攻击,全部都是在官方报刊上完成的,有的官方还主动响应他们,抹掉了我家人的工作。我这次如果为政府说话,最后批判我的也必是官方报纸。更何况,作为独立知识分子是忌讳为政府说话的,我自从辞职之后近二十年也从来没有说过,这次为什么要“破例”?但是,最后我还是说服了自己。好事就是好事,坏事就是坏事,政府明明做了好事却说成坏事,那么今后势必也会把坏事说成好事。政府的报刊长期纵容那些“伪斗士”,那是坏事,但我不能因为这些坏事来抹煞它做的好事——这就是独立于“预设立场”之外的独立知识分子。

  很好,这次官方报纸果然又宣布了,我做了全国坏事第二名。

  在海内外的一片谩骂中,我只想着一件事。

  我是下过了决心的,独自出资,为灾区捐建几个学生图书馆。图书馆设在重建的校舍里,我想,每个图书馆的藏书不应该少于一万册,还应该购买书架、桌椅、照明设备,更不能缺少现代图书馆所必须的电脑、摄像机、投影仪……这一来,我个人的力量能张罗几个图书馆?

  我刚刚向天津的朋友喻帆透露这个打算,他很快就告诉我,天津和贵州的企业家们都愿意参与,要多少资金立即可以汇到。我当即拒绝了,并说了拒绝的理由。我是由一个世界最小图书馆开始迈步的人,这次要启动一个纯个人的循环圈:借书-读书-教书-写书-捐书……可以相信,从我现在要捐建的图书馆出发,还可能会有学生重启这个循环圈,然后一圈圈循环下去。

  我与妻子商量,我们现在可以在剩余的稿酬中捐出五十万元人民币,用最精打细算的方式购买图书和设备,大概可以建三个图书馆。我与自己熟悉的“上海九久读书人网上书城”联系,一定要他们用最大的折扣,购得由我选定的三万册优质图书。我组织了一个工作小组,把五十万元人民币交给了他们。

  这事我从未向媒体透露,但工作小组的行动引起了记者的注意,他们猜测我可能要捐建希望小学,当时一般的捐建费是二十万元。有一次一个记者问起,我既没有否定也没有肯定,只是泛泛地说了一点我和妻子在慈善活动方面的心愿。我知道,只要透露了真相,“伪斗士”们又会闹事。

  我捐建的三个图书馆,设在三所重建的学校里。三所学校重建的校舍都将在二〇〇九年九月一日开学时投入使用,我的图书馆应该早一点,在八月底之前建成。这是一个让人充满期待的紧张过程,不断地选书、寄书,又不断调整。这期间,我还到灾区看了那三所学校,在操场上对学生们作了演讲。

  出乎意料,赶在三个图书馆落成前两个月,那几个“伪斗士”又动手了。还是北京那个诬陷我白拿房子、发动把我驱逐出世界遗产大会的肖编辑,在网上写出大量文章,说我“出资二十万元捐建希望小学”是假的,他们在账目上没有查到。

  当然,又是网络上排山倒海的声讨。我感到,他们已经建立了强大的“网络黑色别动队”。

  灾区一位教育局的负责人说,我捐的不是小学,是三个图书馆,希望大家耐心一点,到八月底欢迎参观。

  网上又是一片大吵大闹:为什么不捐钱,却捐书?大概是哪里卖不掉的书吧?钱呢?二十万元钱呢?……这时,有一个文化人出来,用两个字概括了我的行为:诈捐。

  于是,全国各地的报刊上一片“诈捐”声,很少有报纸没有刊登。这些报纸挂在各个机场、车站、码头。那里,我所选定的一箱箱图书设备,还在不断向灾区启运。

  网上有人统计,肯定我是“诈捐”的全国网民比例,为百分之八十六。

  二〇〇九年六月三十日晚上,我外出见两个朋友,一群记者堵在了我的家门口,马兰一人在家,她知道,只要一开门,无数镜头将拍出“诈捐”夫妇的狼狈相,明天就会出现在全国各地的报纸上。马兰在门内告诉他们,我不在,外出了。他们哪里肯信,一直堵在门口,坚决不走。

  我没有手机,马兰给正在与我见面的两个朋友打电话,叮嘱我千万不要回家。两个朋友陪了我一会儿,又各自有事,我只得像一个逃犯一样在外面蹓跶。夜已经很深,我知道记者没走,镜头没走,我妻子一人,苦苦支撑着。

  直到下半夜,记者们实在困了,又看不到有开门的可能,就逐个离开。但是,也可能是妻子的一段话,使有些记者心里一动。这段话,是我后来蹑手蹑脚偷偷回家后,妻子告诉我的。

  妻子在门内对那些记者说——夜已经深了,我已经关照丈夫,不要回家。我是为了保护他,却不知道他现在躲在哪里。他的年纪,已经不轻。我建议你们走到走廊那头的窗口,看看头上的天,那里,汶川的七万个****,还在看着我们。谁在捐献,谁在诈捐,谁在诽谤,谁在诬陷,他们都看得一清二楚。你们用自己的良心,去问问他们吧。我不明白,中国遭受那么大的灾难,为什么还要给救灾的人带来新的灾难?我不明白,做一点好事,为什么会那么累?

  (二)这样结束(7)

  两个月后,三个图书馆准时开张。我没有参加开幕式,怕记者闹出新的事端。让我高兴的是,世上还有一些高贵的眼睛默默地注视着一切。王蒙、余光中、白先勇、张贤亮、刘诗昆、冯骥才、贾平凹等文化巨匠闻讯后纷纷为三个图书馆亲笔题词。三个图书馆不大,但学生们在看书的间隙抬起头来,却能直接面对那么多重要的笔触,这是其他再大的图书馆也没有的福分。

  图书馆开张的事情有报道,但不多。广大网民记住的还是那两个字:诈捐。

  图书馆开张一个月后,二〇〇九年十月,网上有人评选“中国最差作家”,我因“诈捐”而名列前茅。我看到台湾中天电视台报道这一消息时播出了我的照片,下面跟着四个大字:“诈捐作家”。

  这就是全部事情的结尾。

  最后,还有两件小事要顺便说几句。

  第一件事,我终于见到了寻找多年的小何老师。原来,浙江杭州有一家小报发起了“收集老照片”的活动,宣布谁能提供一张有意思的老照片就能赠阅该报一年。一位老太太给他们去信问:“我有余秋雨先生七岁时的照片,你们要不要?”她就是当年的小何老师。

  我赶到杭州看望她时她正患目疾,戴着墨镜。她一见面就说:“我当时自己才小学毕业就教你们,很不合适。”我说:“不,小何老师,您很合适!我毕生有关阅读和写作的全部快乐,最早是您给我的。您还记得那个最小的图书馆吗?”“那记不得了。”她说:“我只记得,您是全校最干净的孩子,每天都是雪白的衣领。”我说:“这是我妈妈的功劳,我也记不得了。”从杭州回上海,一位华裔美籍教授来找我。我一见面就认出来了,我初中的同学吴坚。

  寒暄一通后我静静看着他出神。他祖父吴瑟亚,是我祖父的同学;他祖母吴阿姨,是我祖母的老友;他父亲吴阿坚,是我妈妈的同学、爸爸的同事。这中间有一些永远说不清的恩怨,例如他祖父的鸦片馆对于我的祖父,他父亲的揭发对于我的爸爸。他今天告诉我,他学的是历史专业,在美国一所大学教中国近代史。我想,他家和我家三代,便是中国近代史中冗长而隐秘的章节。

  他说昨天去看了我们的中学,那幢最气派、最古典的教学大楼,现在以我的名字命名,叫“秋雨楼”。这让我吃惊,感叹一群老师用这种方式默默表扬一个学生却怕学生骄傲,连通知也不通知一声。

  “更让我惊喜的是,我在校门口遇到了曹老师。”他说。

  “哪个曹老师?”我问。

  “教生物的曹老师,曹侣仲,我们背后叫他'草履虫',你忘了?他因为擦痰事件和红薯事件受委屈,'文革'中赌气组织了'红薯造反队','文革'结束后为了造反的事接受审查,最后被开除出了教师队伍,做一些杂务。现在退休了,天天义务给学校看门,当作消遣。我与他谈了好一会儿,他还不断提到你。”吴坚说。

  “曹老师!我明天就去看他。”我说。

  第二天傍晚我到了母校门口,不见曹老师。问门卫,门卫转身,指了指一个骑着脚踏车远去的背影,说,那就是他。

  我伸长脖子,看着曹老师已经有点佝偻的背影消失在人海中。我站立的脚下,就是半世纪前他弯下腰去用手帕擦去痰迹的地方。他一生的坎坷,由此开始。幸好,他还有学生,记得那个早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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