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章 自序

  1. 翡冷翠山居闲话
  2. 遥寄爱荷华
  3. 流泪的树熊
  4. 行者无疆 4.7 恬然隐者
  5. 两个汤圆
  6. 千年一叹 巴基斯坦8:国门奇观
  7. 黑影幢幢
  8. 影响我的几本书
  9. 第3章 重逢与遗忘(14)

  一

  中国文化有很多优点,也有很多毛病。毛病中最让我感到痛切的,是它纵容谣言。

  在《何谓文化》一书中,我曾用八个押韵的短句概括过谣言在中国的优惠待遇:

  造谣无责,

  传谣无阻;

  中谣无助,

  辟谣无路;

  驳谣无效,

  破谣无趣;

  老谣方去,

  新谣无数。

  不少上了年纪的读者告诉我,这几句话他们已经能背诵了,因为实情确实如此。只要是中国人,一读就能会心微笑。

  但是我必须指出,当这种实情充分展开的时候,受害者的遭遇极为可怖。几千年来不知有多少气吞山河的将军、贤臣、诗人、智者未得善终,细细追索悲剧的成因,最后总会找到几句关键谣言。

  “青史因高尚而立,高尚因谣诼而溃。”在我看来,这就是中国历史步履蹒跚的一个重要原因。

  且不说古老的血迹、邻家的悲泣了,就以我自己家里为例吧,谣言之祸害,刻骨铭心。

  我叔叔在“文革”中自杀,就因为几句辩不清的谣言。我爸爸被关押十年,也因为几句辩不清的谣言。他们两人一死一关,我家经济来源断绝,老老少少八口人饥寒交迫、生死挣扎,就是因为那几句谣言。

  叔叔刚烈,决心以生命的代价让“革命群众”明白,那些都是谣言。但他一死,“革命群众”齐声说,他是“畏罪自杀”。他们让他的鲜血,加固了谣言。

  爸爸老实,原来也想自杀,却又考虑到全家生计而活了下来,天天在歹徒们的暴虐中撰写长文来反驳谣言。这种长文,他连续写了十年,还用蓝印复写纸誊抄,一手擦泪一手执笔,直到眼睛几乎失明。因此有时,经造反派当权者批准,由他口述,由我记录,一份份往上送。但事实证明,这些堆积如山的长文,并没有反驳掉任何一条谣言。

  叔叔和爸爸后来在名义上都已“平反”。他们墓头的草树,枯了又青,青了又枯,不知多少年了,但是直到今天,我还不知道当初的造谣者是谁。

  叔叔和爸爸是社会最底层的小职员,连个“副科级干部”都挨不上。当时,比他们高得多的人物,直到国家主席、学术权威、艺术大师,全被谣言困住了。更不可思议的是,当时社会上的每一个单位,都发生了“谣言井喷”,几乎一切稍稍像样的人都成了叛徒、特务、汉奸、坏分子,而且都有大量“细节”、大批“证人”。于是,全国几百万个“专案组”为这些谣言而设立,一设十年,却没有一个专案组破除过一个谣言。这么大的数量,这么长的时间,实在是人类史上的奇观。

  造成这种现象,除了从上而下的政治背景外,更由于从下而上的文化土壤。

  政治背景容易更替,文化土壤很难改变。

  一些民众喜欢谣言、企盼谣言、参与谣言、庇护谣言,已经成为一种“集体无意识”,也就是集体文化本能。结果,造谣在中国,变成了一种既安全又显赫的群体职业。在这一点上,我对中国“国民性”的评判,比鲁迅更为严厉。原因是,鲁迅没有遭遇过那么多运动,那么多民粹,那么多谣言,那么多灾难。

  二

  我原以为,经历过“文革”,中国人对谣言的癖好也许会稍稍减轻一点。后来发现,完全不是这样。

  “文革”的谣言只由大字报传播,而现在,谣言凭借着网络和传媒,可以顷刻笼罩万里江山。一次次以谣言为基础的群体投注,使一个民族的心理底线因过度消耗而日渐脆弱。那些造谣者,更是具有了呼风唤雨的号召力,远远超越他们的前辈,或他们自己的前半辈子。

  中国古人说:“谣言止于智者。”这其实只是一个空洞的自我期许,而不是社会真相。因为智者未必是仁者,仁者未必是勇者,不存在阻止谣言的道义和胆气。相反,他们的智商很可能成为谣言的动力,使谣言更精致、更耸动、更有传播力。因此,无数历史事实证明,“谣言止于智者”这句话,本身就是一个谣言。

  我相信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,少数谣言有可能被阻止。但在整体上,我们对谣言基本上无能为力。

  谣言在什么时候又会快速点燃人们的轻信、无知而酿发新的破坏性运动,搅起新的社会灾难?几乎难于避免,而且难于预测。在如此无奈中,我能做的,仅仅是记取自己叔叔和爸爸的惨痛教训,那就是:不像叔叔那样为谣言自戕,不像爸爸那样与谣言争辩。

  我从父辈身上获得的这两大教训,可能是世间对谣言最明智的认识。

  似乎冥冥之中有一种力量要考验这种最明智的认识,居然,我本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谣言狂潮。

  为什么说“前所未有”?只要与叔叔、爸爸的遭遇一对比,就能明白。

  第一,叔叔遭受谣言攻击,半年就自杀了,爸爸则被谣言闷住了十年。而我,已被谣言包围了二十年,等于又经历了两场完整的“文革”;

  第二,叔叔、爸爸所遭受的谣言攻击,主要集中在本单位,没有报刊参与。而对我,除了本单位没有参与外,全国一百六十余家报刊都参与了。其中南方一家著名报纸主导了每一场谣言围攻,覆盖面之大无与伦比,且被海外华文报刊广泛转载;

  第三,叔叔、爸爸所遭受的谣言攻击,内容比较固定,两三项诬陷而已,而我遭受的攻击,范围漫无边际。从所谓“文革历史”、“文史差错”、“文化口红”、“地震捐款”、“阻止请愿”到“深圳赠房”、“遗产大会”、“美女作家”、“离婚声明”等等,面面俱到,与时俱进;

  第四,叔叔、爸爸所遭受的谣言攻击,主要来自不知法律为何物的造反派歹徒,具有暴烈性却不具有权威性。而围攻我的那么多传媒和打手,几乎都在炫耀权势,标榜背景,展示团队、高谈法律,让谣言披上了足以霸凌一切的行政胄甲;

  第五,叔叔、爸爸遭受的谣言攻击,从现存的材料看,发动者文化程度很低,只知摆弄极左口号。而攻击我的造谣者,却擅长笔墨,会编故事,懂得版面,巧言令色,有煽动性。

  ——仅此五点,我就有信心对叔叔、爸爸说:“千乘万骑,久围一人,比之父辈,纵亡无恨!”

  但实际上,我还是有“恨”的。当然不是恨那些造谣者,他们不值得恨,就像我们不会去恨蛇蝎,只会去恨那些欣赏蛇蝎伤人的人。

  那么,我究竟恨什么呢?

  在“文革”中我就很惊讶,当一个歹徒喊出口号要“打倒”某个教授时,绝大多数民众的眼睛都会直视那个教授,欣赏他的惊讶、委屈、气愤、失措,而不会回过头来看看,喊口号的歹徒是谁。也会有几个人回头,但那只是好奇和怂恿。过一会儿,“打倒”改成了“吊死”,大家仍然欣赏那个教授的恐惧表情,还是很少有人会回头看歹徒一眼。

  我最恨的,就是民众的这种目光走向。

  我在遭受每一次谣言攻击时,一开始总想告诉民众,这是假的。但很快发现,大家都知道这是假的,或者不在乎真假,只等待我的狼狈,我的慌张,我的失态。我原来抱怨,大家怎么都成了旁观者?后来发现,根本不是旁观者。因为旁观者是中立的,他们绝不中立。如果中立,就不会有我爸爸的十年,我的二十年。

  我等待过,不是等待歹徒消失,而是等待民众的目光能投向歹徒。但是,等了那么久,我等不到了。

  我非常失望。因为我是一个历尽艰险寻找民族尊严的人,一个走遍世界阐释中华文化的人,但每次回来,总是谣言、谣言、谣言,而且越来越污浊,越来越肮脏,越来越嚣张,越来越盛大。当然耳边也会听到一些同情的低语,却永远缺少真正的帮助。

  我一直企图说服自己,这种现象与我所钟爱的脚下的土地无关。但是,所有的事实告诉我,不是无关,而是有关。

  我终于明白了杨长勋教授对我的告诫:赶快离开。但是,我和马兰,都有年迈的父母亲需要照顾。

  正这么想着,我爸爸,却被攻击我的谣言气死了。他的死,也有医学上的病因,但不能排除他临终床头的那三份报刊。一份广州的,一份天津的,一份上海的,对他造成了最后残害。

  这些报刊在造我的谣,而这些谣言使爸爸联想到了我家在“文革”中的悲惨经历。一种巨大的逆反,让老人家痛彻心肺。这位抗拒了十年谣言而获得过胜利的英勇老将,终于牺牲,为了他的儿子。

  对这件事,我写道:

  我是一个博爱主义者,常常对那些严重伤害过自己的人予以原谅;但我又是一个中国人,终身不会淡忘“杀父之仇”。我即使把“必要仇恨”缩得再小,也会永远记得爸爸临终床边放着的那些报刊,以及报刊背后那几个人。

  博爱使我容光焕发,仇恨使我双目炯炯。

  我的宗教情怀反对我报仇,却不反对我出走。前思后想,觉得我们夫妻两人也算非常对得起这片土地了,只是年纪已大,很想避开歹徒们的惦记,寻个安全,因此即使远离,也已无须汗颜。但是,歹徒们的势力范围很大,欺骗领域更大,欧美很多大城市的华文圈都已有他们的阴影,我们只能敬鬼神而远之。我和马兰讨论过塞浦路斯、以色列、南非,而在这本书的最后,则指向了西太平洋的密克罗尼西亚群岛。

  那里有可能是几千年前河姆渡文化或良渚文化湮灭时的先民逃生处,因此也可以看成是远祖的家园。在密克罗尼西亚,我们特别羡慕那对在海上航行了整整二十五年,从未上岸栖宿的夫妻,那位妻子还是中国人。但是,看来只能羡慕了,我们已经没有那么多精力。

  当然,不管到哪里,还是阐扬中华文化。可以想象在那个归息之地,我展卷而叹,抚伤而忆。而马兰,则拭泪而歌,仰天而吟。

  三

  临了,还要以这本书的名义,对谣言表示感谢。

  谣言也有正面意义,那就是,让我们在内心确认真实之为真实。

  因为有那么多虚假,真实就显得更加珍贵。但在平时,有关真实的记忆常常沉睡了,黯淡了,褪色了。等到谣言一起,真实的记忆从深处唤醒。唤醒一处又会连带多处,生命的重量又重新回归。

  我自己,就曾一次次被谣言带出来的真实所震惊,所感动。

  前面提到,爸爸在“文革”十年间天天撰文反驳谣言,其间又因眼疾由我代笔。我发现,一切善良者的反驳其实都是回忆,点点回忆连成逻辑,很快,愤怒的口气变成了动人的自述。

  我毕竟懂得文学,总是向爸爸追问人情细节,祖母和妈妈又在一旁补充。结果,在那一个个风雨凄迷的夜晚,一部小小的家族史诗渐成雏形。

  爸爸把这些自述的一部分,长期珍藏在抽屉里,我在他去世后找得。一页页轻翻旧纸,一次次眼湿鼻酸,觉得还应该继续做点什么。

  于是,我以爸爸的自述为线索,开始了“长辈寻访”,这就是《借我一生》那本书前半部分的由来。我把这种写法称之为“记忆文学”。因为是文学,便增添了一些细节描写,改易了一些人物姓名。

  书出版后,更多的长辈、亲友、同事、邻居参与了回忆。他们不断向我指出需要补充和更正的地方,但他们提供的素材,又互相矛盾,还常常与我自己的记忆不同。

  因此,我再度一一拜访,细细追问,认真比勘,小心排除。结果,素材越来越多,篇幅反而越来越少,历史的筋骨出现了。因此,我把《借我一生》删改成了《我等不到了》,最后又改写为眼前这本书。有了这本书,以前的那两本只能算是草稿了,不必再出。

  有趣的是,在这一过程中,我还收到了寄自浙江、福建、湖北、安徽、四川、湖南、江西等省份的诸多《余氏宗谱》,以及与余姓有关的大量考证、搜辑、名录、事迹、诗文。这使我产生一种兴奋的晕眩,一次次重新判断自己究竟属于哪一支脉。

  你看,如果当初不是谣言对爸爸的反面催动,哪里会有这本书的,哪里会有后来的这些篇章?

  这本书的后半部分,主要写我们一代,更是由谣言激发出来的。

  我甚至认为,正是二十多年一拨拨不间断的谣言进攻,帮助我完成了这本书。

  因此,我要以自己的这个经历告诉年轻读者,祸福相依的古典哲学,一点不错。如果哪一天你们眼前的坏事已经坏到匪夷所思,那么,千万不要沮丧,里边一定埋藏着一个重大契机。

  那么,谣言究竟是怎么帮助我写书的呢?且听我略举数例。

  试想,如果没有那个有关“文革写作”的谣言铺天盖地,我怎么可能发布那个著名悬赏?我在悬赏中宣布,只要造谣者举出一个最细微的证据,例如指出我在“文革”中写过他们臆想中的一句话,一句,仅仅一句,便可立即获得全年高额薪水。这个悬赏使造谣者们产生了急迫的金钱向往,非常辛苦地查找了十几年,居然一无所获。这个结果,连我自己也十分惊讶,因为经历过十年“文革”的中国文化界很少有人经得起如此规模的查找。我为什么会这么干净?一幕幕往事渐渐浮现。于是,由长辈写了前半部分的家庭小史就由我延续下去了。此外,我受同一个谣言的刺激,写出了《四十年前》、《寻石之路》等填补历史空缺、重划历史分期的文章,受到海内外史学界的重视。

  又如,如果没有那个有关“地震捐款”的谣言轰传天下,我怎么可能把自然灾难与人文灾难放在一起思考,然后从“民族大灾难”的视角来提炼我家三代经历?灾难的形成、扩大、救援、曲解,以及灾难中的牺牲、躲闪、起哄、鼓噪,成了这本书的主导线索,并由此上溯到余家远祖。作为这一谣言事件的具体起因,我个人捐建而被谣言指为“诈捐”的三个学生图书馆,一直屹立在灾区,已无须多言;但我要感谢这个谣言把我拉回到民族命运的瓦砾废墟,使我的写作具备了概括历史的高度。

  再如,如果没有那个“文史差错”的谣言奇异爆发,我怎么可能认清我们和对手之间在文化格局上的根本差别?这样的谣言貌似斯文却出自当年“文革”造反派首领的手笔,又受到当代海内外媒体的强烈追捧,我突然明白我家几十年来对付的并不仅仅是无知歹徒。中华文化的歧路选择,隐伏在打打闹闹后面。我后来的数万公里文化历险,在他们看来也都是“文史差错”,因此要用那么多谣言在阻遏。

  又如,如果没有那个定期出现的“离婚”谣言,我怎么可能从他们的逻辑推断出当代文人婚姻的破碎频率?由于这种谣言的日趋污秽,我明白了造谣者们极为可悯的情感生态和猫爪挠心般的疯狂嫉妒。同时,这个谣言又使我能够更多地记述马兰父母的非凡经历,以及马兰本人作为一个纯净艺术家的坎坷传奇。

  ……

  总之,几乎一切谣言,对我都大有助益。

  就连那些临时涉足又快速退出的造谣者,他们一开口,也就立即开启我的一段记忆。例如,这个,是因为我在主持上海文科教授评审时否决了他的申请;那个,是因为我公开声斥了他的变相盗版行径;这个,是因为我没有推荐他担任某个职位;那个,是因为我退回了他吹捧我的几篇长文……

  他们的骂声后面,是我内心的隐隐歌声。他们的假话后面,是我内心的历历真相。于是,我在别人无法接受的荆棘丛中,获得了真正的自在。

  尤其是那位坚持二十多年而不懈的沙姓造谣者,我更要深深感谢了。正是他的坚持,从一个连贯的侧面印证了我生命的硬度。他竟然非常天真地以为,社会上还会有人记得他几十年前被我救命又被我绝交的往事,因此不断地要用谣言来擦拭。于是,就有了他梦话滔滔的二十年,有了我不动如山而又疾步如风的二十年。

  我为什么能“不动如山”,又“疾步如风”?还是要感谢他。由于他连续不断的谣言堆砌,使我成了一个疑点很多,却又谁也不知真相的“雾霭人物”。这种状态,对我来说实在太好了。“雾霭”成了一个隔离层,使我能够免除官方和民间的种种“抬爱”,不受任何干扰地写那么多书,走那么多路,研究那么多重大课题。

  因此,没有他,就没有我近二十年来的文化成果,没有成熟意义上的我。当然,更没有这本书。

  这,还不值得感谢吗?

  由此,我体验到了很多历史人物的共同尴尬:终于发现自己的最大恩人是以仇人的面目出现的,却又找不到感谢的方式。那就只能偷偷一笑,继续接受对方的特殊恩泽。

  本来这个过程还会延续下去,可惜他衰年失智,居然伪造了我妻子的离婚声明,致使“毕生谣业,毁于一旦”。这一来,我的书也就失去了反向推动,写不下去了,真是遗憾。

  照理,这本书是应该写得更长一点的。

  四

  就这样,薄薄一本书,从“文革”的囚室写起,在父亲临终的床头重新拾笔,一路强忍悲痛地写了下来。直到最后,为母亲写出悼词。

  回想起来,围绕着全家的长久魔咒,一是造反,二是造谣,可以概括为“两造”。

  “两造”,在中国古典文化中倒是一个重大词汇,因此我也不忍糟践,就把家庭魔咒转化成了生命笔墨。

  我相信,无论是我们自己的年轻人还是外国人,都很难读懂里边的内容,因此想用最简单的语言介绍几句——

  这本书,写了现代中国一个普通家庭三代人的历史;

  这历史,虽然低微却以小见大,与通行的历史教条有根本区别;

  而正是这区别,使它与生存良知有关,与文学本性有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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