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章 秘史渐近

  1. 翡冷翠山居闲话
  2. 影响我的几本书
  3. 遥寄爱荷华
  4. 行者无疆 4.7 恬然隐者
  5. 千年一叹 巴基斯坦8:国门奇观
  6. 第3章 重逢与遗忘(14)
  7. 流泪的树熊
  8. 黑影幢幢
  9. 两个汤圆

  余家流徙到浙江的流脉,我在这里不做仔细考证了。只说可以排得出辈分的祖辈,在家乡分成了两支。一支在山上种茶,一支在山下养蚕。

  简单说来,我的祖辈,安安静静地在青山绿水间向外面提供着茶叶和丝绸。

  粗粗一想,这环境,这活儿,都不错。

  他们怎么会想到,正是他们提供的茶叶和丝绸,给中国带来了灾祸。

  原因是,欧美从十九世纪初期开始,对茶叶和丝绸的需求大量增加。时间一长,他们发现,为了茶叶和丝绸,他们每年要支付中国一百万两至四百万两白银,也就是产生了巨额贸易逆差。这个情景,与他们现在对“中国制造”的抱怨如出一辙:明明是他们自己的需求,却要惩罚中国。

  为了取得贸易平衡,英国商团向中国倾销鸦片,美国商人也参与其间。结果,贸易逆差快速扭转。

  鸦片严重地祸害了中国人,毒瘾笼罩九州,到处烟灯闪闪,大批有为之士再也无力从事一切正常劳作,一个个面黄肌瘦,沦为废物。后来连多数官员也在吸食,最后都一一家破人亡。这是西方留给中国的一页人权记录。

  奄奄一息的中华民族也曾试图反抗,因此引来了第一次鸦片战争、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其他许多侵华战争。结果是,中国一次次惨遭失败,一次次割地赔款。

  鸦片战争的结果是列强势力的进入,带来了上海的畸形繁荣。我家乡离上海只隔了一个海湾,很多走投无路的家乡人都想到上海闯一条生路。

  有一个统计,十九世纪后期,上海的人口增长,是世界平均增长数的整整十倍。这个庞大人群中的不少首领,与我家乡有一点关系。

  例如,一个在十四岁就闯荡上海的男孩子叫虞洽卿,就是我们家乡人。他后来出任了上海总商会会长、全国工商协会会长。此外,上海帮会首领黄金荣、张啸林,上海现代娱乐业创始人黄楚九,算起来也都是我们家乡人。

  我的曾祖父余鹤鸣先生和曾外祖父朱乾利先生,没有他们那么出名,却与他们基本同龄。与他们一样,也挤到了奔赴上海的人流之中。

  余、朱两家只隔半华里,曾祖父和曾外祖父从小就认识。他们是一起坐木帆船渡海湾来上海的,从慈溪的庵东出发,到上海的金山卫上岸。

  那天两人是结伴步行去庵东的,各自背着一个不小的蓝布包袱。包袱里除了很少几件替换衣服外,还塞了不少茶叶和丝绸,是准备用来换食换钱的。这是当时家乡出门人的习惯。

  两人互相瞟了一眼就笑了,从包袱的大小可以判断,他们所带的茶叶和丝绸,在数量上差不多。

  曾祖父稍胖,曾外祖父略瘦,个子一样高。他们走得很快,大概走到胜山头,曾祖父哼起了这里流行的滩簧调。

  邋遢包袱重九斤,

  出门就是吴石岭。

  曾外祖父一笑,含糊地跟了下面两句:

  千难万难都是难,

  一步一步要小心。

  曾祖父和曾外祖父去了上海二十年,一年比一年发达,终于都成了大老板。

  他们的发家史,可说是干脆利落。曾祖父余鹤鸣先生与别人一起开了一家不小的烟草公司,曾外祖父朱乾利先生则买下了一家很大的染料公司,这已经使他们进入富商的行列。一九一五年,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欧洲染料停运,曾外祖父趁机大大发了一笔意外之财,成了大富商。十年后,一九二五年,上海市民反抗日本、英国暴行的“五卅爱国运动”连带出了“不吸外国香烟”的热潮,给曾祖父的烟草公司带来了巨大商机。

  余、朱两家,都成了上海十里洋场中真正的“阔佬”。

  花园洋房、私家汽车、银行账户、大批仆役……一切好像都是从天上掉下来的,余、朱两家对此有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。

  克服这种不安全感的方法,就是强化对儿子的教育。当时上海的富人,都看不起贵族背景,认为那只是北京、天津的破衫遗老在翻已经发霉的老家谱。他们自己的家谱是新的,正装在儿子的书包里,让儿子一年年去编写。

  祖父和外公不约而同地考上了当时极难考的启慧学校,成了同学。

  祖父和外公在走进学校的第一天就互相认出来了,两家父母经常餐聚,他们多次见过。一星期后,他们又结交了一位叫余鸿文的同学,细说起来还是祖父的远房堂弟。半个月后又多了一位一起玩的邻班同学叫吴瑟亚,他父亲是一位洋行买办。

  外公和余鸿文经常去虹口的一家“复礼书院”,能够见到一些穿着长衫马褂前来演讲的国学名家。祖父和吴瑟亚偏向西学,喜欢去徐家汇的一家“东印度总会”。

  不久,曾祖父因病去世。一年后,曾外祖父也走了。那年月,多数人的寿命都不长。两个葬礼办得非常隆重。余、朱两家,就此进入了祖父和外公的时代。只可惜,祖父和外公为了当家,都把学业中断了。中断了国学,中断了西学,一头扎进了当时亚洲最繁华的街市,刚起步,便昂首。

  这两个富家子弟,都风度翩翩,堪称典型的“海派俊彦”。但是当他们接手了企业,仅仅十年,两家几乎同时败落。在上海,这个过程之快,甚至来不及细加描述。

  像一切败落一样,最后一关是人格灾难。正是在这一点上,祖父首先崩溃。

  他,抽上了鸦片。

  鸦片肯定是在东印度总会抽上的。外公和余鸿文先生一直认为,这是那个总会的两个英国经理故意设下的一个圈套,为了报复曾祖父在五卅运动中令他们遭受的亏损。但是,这种说法缺少证据。

  一切高明的报复都缺少证据,何况,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说实在太小。说大了,鸦片是对茶叶的报复;再说大一点,毒品是对快乐的报复。人类的一切灾难都因报复而来,只是人们找不到其间的因果线索。一个人,从出生的那一天开始,就已经置身在密密麻麻的报复图谱中。

  天地间再小的报复,落到一个具体的人身上,都可能是灭顶之灾。而且,灭顶的,不止是自己。

  祖父上瘾后,不敢到家里抽。他知道这事对不起自己的妻子和孩子,因此一直隐瞒着,不露任何痕迹。

  祖父不仅把家吸穷了,而且把身体吸坏了,但他已经不能自拔。他变卖和典当了家里的大量财物,而他那时已经有了七个孩子。

  每天下午,祖父避开家人的耳目偷偷摸摸出门。他去的地方既明确又不明确,因为当时上海的鸦片馆数不胜数,仅法租界就有一万多个。

  深夜回来,祖母还没有睡,祖父总会从皮包里拿出七八本书交给祖母,说:“收在书柜里,以后孩子们要读。”

  这事一直让祖母感到奇怪。孩子们不都在学校里读书吗,为什么还要在书柜里存放以后要读的书?

  原来,祖父已经看到自己的末日。他算来算去,被自己吸剩下来的家产,今后没法让七个孩子都上学了,那就只能让他们去做工,回到家里还有一柜书可读。但是,吸到后来,他已经举债累累,断定自己走后,妻子根本养不活这么多孩子,只能送人。因此,不再买书。

  “你已经一个多月没买书了。”那天祖母对祖父说。

  “读书也没用。”祖父说,“大难一来书作坟,乱中添乱是儒生。”

  祖母疑惑地看着他,不知道他怎么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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